正因為兩朝實錄對建成和元吉極盡歪曲之能事，所以連一向傾向于李世民的司馬光也不得不在《通鑒考異》中下了一道按語：“按：建成、元吉雖為頑愚，既為太宗所誅，史臣不能無抑揚誣諱之辭，今不盡取?！倍秳蛑袊逄剖贰芬舱J為：“建成和元吉兩個人在正史上都被說得無甚是處。根據(jù)這些史書的記載，元吉酷嗜射獵，在戰(zhàn)陣上反復(fù)無常，又是個好色之徒和一個虐待狂；太子建成則冥頑不靈，桀驁難馴，沉湎酒色。這些貶詞至少是傳統(tǒng)史料中這一時期的記載對他們故意歪曲的部分結(jié)果?！?/p>

趙克堯、許道勛在《唐太宗傳》中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唐朝官修史書總是把建成與元吉加以丑化，而對世民則盡量粉飾。直至五代，劉昫等編撰《舊唐書》，也持相同的觀點。……所謂‘直書其事’，則未必能做到實事求是?！倍Ｖ鹿Ω窃凇短聘咦?zhèn)鳌分袕娬{(diào)，從唐朝的《實錄》、《國史》到后來的《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無不受到李世民改史的惡劣影響。他說：“這幾部史書，是后來人們研究唐代歷史的主要依據(jù)。在這幾部史書的影響下，高祖缺乏果斷處事的能力，李建成庸劣無能，李世民功德卓著，幾乎成了婦孺皆知的常識。由此可見，李世民為了文過飾非而歪曲歷史、篡改《實錄》的影響多么深遠?！?/p>

綜上所述，貞觀史臣確實曾經(jīng)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對玄武門之變前前后后的歷史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而篡改的主要方向有三個：一，對李世民加以美化和粉飾；二，對李建成和李元吉加以丑化和歪曲；三，對有關(guān)玄武門事件的許多關(guān)鍵性細節(jié)加以改動和增刪。

也許，正是由于一些重大的歷史細節(jié)被動過手腳，所以像“楊文干事件”、“毒酒事件”、“昆明池密謀”、“傅奕密奏”、“秦王密奏”等一系列事件才會變得云山霧罩、撲朔迷離，并且引起后世史家和學(xué)者的廣泛爭議，甚至屢屢被指斥為杜撰和造假。

但是，當(dāng)后世學(xué)者在懷疑并指責(zé)李世民及其史臣篡改歷史的同時，有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卻非常值得我們關(guān)注，那就是——既然李世民要改史，為什么不改得徹底一點？為什么不把他弒兄、殺弟、逼父、屠侄的行徑全部抹掉呢？尤其是李世民在玄武門前親手射殺兄長李建成的那一幕，為什么仍然白紙黑字地保留在史冊當(dāng)中？假如把建成和元吉改成是死于亂刀之下、或者是身中流矢而亡，豈不是更能減輕他弒兄殺弟的罪名？還有，那十個被殘忍屠殺的侄子，李世民同樣可以把殺戮責(zé)任隨便推到某個小人物身上，或者干脆也說死于亂兵之中，可為什么他沒有這么做呢？為什么這一切，李世民都沒有掩蓋？

在此，我們似乎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李世民所說的“周公誅管、蔡”的那段話。也許那不僅只是一種冠冕堂堂的道德說辭，也不僅是為史臣改史所定的政治基調(diào)，很可能同時也是李世民努力要達成的一種自我說服。

也就是說，李世民需要告訴自己和世人，他誅殺建成、元吉的行為并不是一場爭權(quán)奪利的殺戮，而是一種鋤奸懲惡、濟世安民的義舉！進而言之，恰恰是毫不避諱地、大張旗鼓地將這段歷史昭示天下，他才能減輕自己內(nèi)心的負罪感，獲得一種內(nèi)心的安寧，也才能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地獲得一種道德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