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在醫(yī)院住了一周后就下定了決心，我要了一份參加１２月份的律師結業(yè)考試的申請表，填好后連同考試費一起寄了出去。我知道，我跟自己玩的這個小心理游戲將督促我?guī)е业碾p胞胎子女一回到在天鵝巷的公寓就能立即投入法律學習，并且我還必須好好地安排我的生活，以便能同時做好一個母親和一個職業(yè)女性。

實際上，這做起來并不像聽起來那么難。我們在天鵝巷的公寓房子足夠大了，但還是有些不太理想：因為是六樓，所以我們必須給所有的窗子裝上圍欄。我們也沒有花園，所以只能每天兩次帶孩子到朗尼拉公園去玩。不過這反倒對他（她）們有好處，因為這樣他（她）們就習慣于與其他孩子一起玩耍了。起初，我們不知道公園的規(guī)定，球還曾被公園的管理員沒收過。平日里都是保姆芭芭拉帶馬克和卡羅爾去公園玩，周末時我才帶他們去。芭芭拉曾在巴那多醫(yī)生那里接受過培訓，很快就與孩子們成了好朋友。

五十年代，婦女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開始有了大的變化。在那之前，人們一般都會要好幾個孩子，等最后一個孩子長大成人離開家時，母親一般也都到了中年；由于還沒有那些能幫人們做家務的家用電器，所以做家務要花很多的時間；家庭通常也是一個社交場所，全天都會有很多從事各種行當的人到訪，從送奶工到來給你擦窗戶的人，也許有的人只是停下來跟你聊上幾句或者喝杯茶。因此，很少有婦女有機會或者覺得有必要出去工作。五十年代，這種情況結束了。而到八十年代的時候，婦女就業(yè)已經被接受并得到人們的贊賞了。因為生的孩子少了，所以當孩子們長大離開家時，婦女們還比較年輕；出現了一些新的家用電器，家務負擔也輕了；人們也不再呆在家里等人送貨上門了，而是每周去一趟市場或者超市采購一周所需的物品。八十年代還出現了另外一種變化的趨勢：女性在剛結婚后的幾年里繼續(xù)工作，到三十來歲時才離職回家去生兒育女。

這些變化導致了一個強大的壓力，主要是來自中產階級，他們要求對兒童保育機構實行稅收減免，如保姆、演出組織、或者以教育為名義的托兒所等。作為首相，我頂住了這種壓力。我認為出去工作的婦女本來就會給家庭帶來更多的收入，而那些在家里帶孩子的婦女的家庭只有一個人的收入，所以不應該用后一類夫婦上交的稅去補貼前者的家庭，這是一個簡單的是否公正的問題。

當然，以上這些爭論并沒有影響我作為一名年輕的母親做出自己的決定。我非常幸運，因為我可以依靠丹尼斯的收入來雇用一位保姆在我不在家時照顧孩子。只要我能夠把每件事都安排得細致入微、井井有條，我就能夠同時做一個好母親和一個有效率的職業(yè)女性。光靠別人來照顧孩子是不夠的，我必須安排好我的時間，以便能多點時間與孩子們在一起。在我獲得資格而成為一名能出席高級法庭的律師后，我還可以在接手案子的數量上有一定的自由，這樣我就可以根據家庭的需要而在某種程度上調整自己的工作量。至于政治活動，因為我們生活在倫敦，我的丈夫在倫敦地區(qū)工作，而議會也在倫敦——所以很明顯，我必須找一個在倫敦或者離倫敦比較近的選區(qū)。正是有以上這些不太尋常的便利條件，我才能考慮在孩子還小的時候就去競選議員。

在我生下這對雙胞胎之后不久，約翰·黑爾就從保守黨中央總部給我寫了一封信：

聽說你生了一對雙胞胎，真是為你高興。你太聰明了，作為一名候選人，這將對你產生什么的影響呢？我已經高興地把你的名字列入候選人名單報上去了，如果你不希望我這樣做，請告訴我。

我回信致謝并告訴他：

在出乎意料地生了一對雙胞胎之后——在他們出生那一天之前，我們從未想到會是兩個孩子——我想我最好至少在六個月內不考慮當候選人。家里的事情需要全面地重新安排一下，還需要找一個靠得住的保姆，然后我才能有必需的精力和熱情放心地去做其他的事。

于是，正如約翰·黑爾所說的那樣，我的名字被“暫時冷藏起來”了，什么時候再重新列入候選人名單由我自己來做出決定。

我自己設定的六個月的政治“隔離期”很快就結束了，同時我也通過了律師結業(yè)考試。我起初曾考慮專攻專利法，因為我想這樣我就能夠用上我在工業(yè)和科學方面的知識了。但是專利法方面的機會好像非常有限，也許稅法會是一個更好的選擇。無論怎樣，我首先都需要有刑法方面的基礎。于是，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我加入了內殿法律學會下屬的弗雷德里克·勞頓律師事務所，開始了為期六個月的見習。弗雷德里克·勞頓律師事務所是一個習慣法事務所，而他本人則是我所知道的最優(yōu)秀的刑法律師之一。他非常睿智，非常了解人的本性以及他自己的職業(yè)，表達極為簡捷清晰，也給了我精心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