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壇上，公超先生大概屬于新月派一系。他曾主編過—或者幫助編過一—個純文學雜志《學文》。我曾寫過一篇散文《年》，送給了他。他給予這篇文章極高的評價，說我寫的不是小思想、小感情，而是“人類普遍的意識”。他立即將文章送《學文》發(fā)表。這實出我望外，欣然自喜，頗有受寵若驚之感。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兼懷有巴結之意，我寫了一篇《我是怎樣寫起文章來的？》送呈先生。然而，這次卻大出我意料，狠狠地碰了一個釘子。他把我叫了去，鐵青著臉，把原稿擲給了我，大聲說道：“我一個字都沒有看！”我一時目瞪口呆，趕快拿著文章開路大吉。個中原因我至今不解。難道這樣的文章只有成了名的作家才配得上去寫嗎？此文原稿已經(jīng)佚失，我自己是自我感覺極為良好的。平心而論，我在清華4年，只寫過幾篇散文：《年》、《黃昏》、《寂寞》、《枸杞樹》，一直到今天，還是一片贊美聲。清夜捫心，這樣的文章我今天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來了。我一生從不敢以作家自居，而只以學術研究者自命。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說我的學術研究起點很低的話，我的散文創(chuàng)作的起點應該說是不低的。

公超先生雖然一篇文章也不寫，但是，他并非懶于動腦筋的人。有一次，他告訴我們幾個同學，他正考慮一個問題：在中國古代詩歌中人的感覺——或者只是詩人的感覺的轉(zhuǎn)換問題。他舉了一句唐詩：“靜聽松風寒。”最初只是用耳朵聽，然而后來卻變成了軀體的感受“寒”。雖然后來沒見有文章寫出，卻表示他在考慮一些文藝理論的問題。當時教授與學生之間有明顯的鴻溝：教授工資高，社會地位高，存在決定意識，由此就形成了“教授架子”這一個詞兒。我們學生只是一群有待于到社會上去搶一只飯碗的碌碌青年。我們同教授們不大來往，路上見了面，也是望望然而去之，不敢用代替西方“早安”、“晚安”一類的致敬詞兒的“國禮”：“你吃飯了嗎？”“你到哪里去呀？”去向教授們表示敬意。公超先生后來當了大官：臺灣的外交部長。關于這一件事，我同我的一位師弟——一位著名的詩人有不同的看法。我曾在香港《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發(fā)表過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此事。此文上面已提到。

現(xiàn)在再介紹一位不能算是主要教授的外國女教授，她是德國人華蘭德小姐，講授法語。她滿頭銀發(fā)，閃閃發(fā)光，恐怕已經(jīng)有了一把子年紀，終身未婚。中國人習慣稱之為“老姑娘”。也許正因為她是“老姑娘”，所以脾氣有點變態(tài)。用醫(yī)生的話說，可能就是迫害狂。她教一年級法語，像是教初小一年級的學生。后來我領略到的那種德國外語教學方法，她一點都沒有。極簡單的句子，翻來覆去地教，令人從內(nèi)心深處厭惡。她脾氣卻極壞，又極怪，每堂課都在罵人。如果學生的卷子答得極其正確，讓她無辮子可抓，她就越發(fā)生氣，氣得簡直渾身發(fā)抖，面紅耳赤，開口罵人，語無倫次。結果是把80%的學生全罵走了，只剩下我們五六個不怕罵的學生。我們商量“教訓”她一下。有一天，在課堂上，我們一齊站起來，對她狠狠地頂撞了一番。大出我們所料，她屈服了。從此以后，天下太平，再也沒有看到她撒野罵人了。她住在當時燕京大學南面軍機處的一座大院子里，同一個美國“老姑娘”相依為命。二人合伙吃飯，輪流每人管一個月的伙食。在這一個月中，不管伙食的那一位就百般挑剔,惡毒咒罵。到了下個月，人變換了位置，罵者與被罵者也顛倒了過來。總之是每月每天必吵。然而二人卻誰也離不開誰，好像吵架已經(jīng)成了生活的必不可缺的內(nèi)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