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口舌是惹禍的根苗，也是謀生的工具。眾多三家村學(xué)究、私塾的教書先生，無日不賴此為自家換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廟堂之上的士大夫，無論晉升還是保級，舌頭都是離不了的。在游說得官的年代，張儀在被人暴打一頓之后，醒過來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的舌頭還在嗎？后來得官之途改道了，從推薦變成考試，但做官的人，還是得會說話。

做官首先要建言，對政務(wù)提出建議和看法。建言可以通過文字的方式，但開會的時候，總要說話，面對面的對話顯然更要緊些；其次是拍馬，拍馬也一樣可以有文字的形式，但直接拍、當(dāng)面拍，立竿見影；其三是“忽悠”，讓別人相信你、同意你的看法。這非得直接而且當(dāng)面才會有效。

不過，但凡說話，就有風(fēng)險。拍馬屁也有拍到馬腿上的時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測的皇帝，比如朱溫和朱元璋，還經(jīng)常設(shè)套引誘臣子來拍馬，然后安個欺君的罪名殺了。比如朱溫就曾經(jīng)跟臣子說：柳木做車軸好。臣子馬上附和道：當(dāng)然好。朱溫大怒：你們玩兒我，柳木怎么能做車軸，車軸必須用棗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變了鬼。

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險就更大，尤其是面對君主的時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時候碰了龍須，龍顏大怒，自己吃飯的家伙就沒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鏞說，做官要多磕頭，少說話。少說話也還是得說話，為了防止說錯，唐朝的蘇味道告訴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頭縮尾，到處留下活扣，見機行事，看風(fēng)轉(zhuǎn)舵。

最惹禍的舌頭，是跟領(lǐng)導(dǎo)過不去的那種。上司說東他偏說西，上司說西瓜好，他偏說南瓜也不錯。中國文人因為管不住舌頭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獄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訓(xùn)的仍然比比皆是。這樣的人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己覺得皇帝做得不對，給皇帝提意見的，學(xué)名叫諍諫；一種是自說自話，發(fā)非常奇異可怪之論，不僅皇帝聽了不順耳，連一般人都接受不了。第一種比較常見，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設(shè)有專門的官員，專職干這個。但別的官員如果想要說點什么，在理論上也是可以的。這種事情，平常往往不顯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時期，或者趕上了非常之人，動靜就特別大。比如東漢后半段，外戚、宦官換著專權(quán)，把官爵拿出來當(dāng)街叫賣，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了，前赴后繼地出來說話，太學(xué)生們也跟著起哄，鬧學(xué)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動用專政工具，打的打，殺的殺，抄的抄，趕的趕。明朝中葉以后，宦官再一次專權(quán)，這一次更厲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來，結(jié)社集會，不依不饒。當(dāng)然朝廷也更有辦法，干脆扒了褲子當(dāng)廷打屁股，一直打到稀爛，斷了氣。

然而，真正令統(tǒng)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頭，是那種雖然未必就具體的朝政說三道四，但是卻對統(tǒng)治的意識形態(tài)不敬的，所謂，“得罪名教”者。東漢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當(dāng)時法網(wǎng)不嚴(yán)，讓他滑了過去。接下來孔融仗著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說什么“父子之間有什么親情道義，當(dāng)?shù)闹圃旌⒆?，?dāng)初無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東西，東西出來了就兩不相干”。結(jié)果被曹操辦了，連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見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贄，讀了幾本佛經(jīng)，就說《論語》、《孟子》無非是圣人門下的懵懂弟子胡亂記的筆記，有頭無尾，殘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雖然歷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韓（非）之政，但卻不能說破，偏這個李贄，公開說申、韓的好話，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贄以古稀之年，被捉將官里去，斷送了老頭皮。清朝文字獄最盛，但絕大多數(shù)無非是皇帝自己神經(jīng)過敏，白日見鬼，只有呂留良、曾靜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呂留良在講學(xué)中高揚民族大義，鼓吹反清，雖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華夷之辨上，戳痛了雍正皇帝，于是已經(jīng)死掉的呂留良被挫骨揚灰，呂氏一族滿門抄斬。

看來，文人最大的禍患，在于有一個不合時宜而且又能說出點名堂的舌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