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娥的反抗精神還不止于此。如果她的理想還不只限于在為自己雪冤報仇的話，那她的形象就不會像現(xiàn)在這樣高大了。作為一位復仇女神，她所關心的是全部冤獄的平反問題。限于當時的認識水平，她提出了“從今后把金牌勢劍從頭擺，將濫官污吏都殺壞，與天子分憂、萬民除害”的法制理想。為天子分憂的目的仍然歸屬到為萬民除害的落腳點上。竇娥作為一個戲劇人物典型，《竇娥冤》作為一部大悲劇，關漢卿作為一位大藝術家，在此表現(xiàn)出來的思想上的深刻性與成熟性，在中國戲曲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家有家規(guī)，國有國法。在元代公案戲中，關漢卿的公案所體現(xiàn)的法制精神是相當合理而充分的。法律，既是統(tǒng)治階級利益和意志的集中體現(xiàn)，又是千百年來廣大人民評判是非公道的理性凝結。因此，關劇中法制精神的充沛，既使作品具有顛撲不破的法律的保護外殼，又使得劇本具有合情合理的人民愿望的內核。法律的兩重性具有很大界域內的交叉性和一致性，例如大德七年（1302年）“對冤獄”的大規(guī)模調查，既在主觀上有利于皇家政權的鞏固，又在客觀上合乎人民的利益。前文提到關漢卿之所以有指天罵地、恨古非今的大膽氣概，也是與他有著比較強烈的法制精神所分不開的。當然，在思想基礎上他尊崇皇帝的既定威權，重視帝國法律及其實施問題，這與他心中的理想時代是相為一致的。

關漢卿的法制觀念首先是要求執(zhí)法者必須遵守法，即使是并不平等和嚴重歪曲的法律條令。執(zhí)法者的不公是對法律的極大蔑視。王婆婆曾罵過衙門便是“活地獄”，“渾身是口怎支吾：恰恰相反是個沒嘴的葫蘆，打得來皮開肉綻損肌膚，鮮血模糊，恰渾是活地獄……你卻官官相為（衛(wèi)）倚親屬，更做道皇親國戚？”道出了衙門不守法的普遍現(xiàn)狀。

再如竇娥之所以不愿“私休”（嫁張驢兒）而愿“官休”，就是對法的極大信賴和尊重。可她馬上就感到失望了。楚州太守桃杌從衙審狀，當場就喝道：“我做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若是上司當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門?！?/p>

但有來告狀的，他首先跪犯人。衙役們剛開始還納悶，問道：“相公，他是告狀的，怎生跪著他？”

“你不知道，”桃杌坦白心事地說，“但凡來告狀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呀！”

這樣一位有錢就認爹、見奶便喊娘的小人，這樣一位靠搜刮百姓錢財過活的貪官，還能指望他能判出什么清白來呢？他的唯一本領就是屈打使招?！叭耸琴v蟲，不打不招”是這狗官的全部審案經驗。就是對付竇娥這個弱女子，他也是命令衙役選幾根大棍子往死里打；直到把竇娥打得昏死過去三次，他還命人噴了涼水再打。

 竇娥痛苦地呻吟說：“才蘇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萬種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打得我肉都飛，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誰知！則我這小婦人毒藥來從何處也？天哪，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陽暉！”

這就表現(xiàn)了在即使是極不平等的法律也不能得到兌現(xiàn)時，百姓們所感到的痛苦和悲哀。竇娥之所以變了鬼也要報仇雪恨，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惡不怕，是因為要實現(xiàn)法律的尊嚴，使自己的尊嚴、生命和財產得到起碼保障。在承擔了罪名，畫押論定的時候，她仍然還存在著上級衙門或許會“復勘”糾正的幻想，臨刑時的呼冤也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礎和尺度上的。

魯齋郎更是一個不守法的典型。他的“膽有天來大，他為臣不守法，將官府敢欺壓，將妻女敢奪拿，將百姓敢踐踏；赤緊的他官職大的忒稀詫！”這不禁使人想起那個橫行、凌駕于法律之上的荒淫無極的阿合馬父子。這位魯齋郎開口就是：“你的渾家我要帶往鄭州去也，你不揀那個大衙門里告我去！”根本不把衙門法律放在眼里。官官相避，官官相衛(wèi)，這就是元代的現(xiàn)實法律。

關劇的法制精神不僅體現(xiàn)在遵法、守法上，它還進一步反映了現(xiàn)存法律的不公平、不合理，宣傳了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一系列人民心中的法制觀念。

以《蝴蝶夢》為例，王婆婆便是個知法懂法的明理人。她說：“豈不聞殺人償命，罪而當刑？”葛彪既然打死了王老漢，那么王氏兄弟打死葛彪就是合理合法的?？墒歉鸨胗质且粋€權豪勢要，所以還得要王氏兄弟中的一人抵命，不然就不好向法律交賬。最后還是包老爺聰明，用了一個置換的辦法，讓理應判死刑的偷馬賊趙頑驢替死，這才完滿了結此案。這就說明了元代法律的不公平，表現(xiàn)了人民意志與統(tǒng)治階級意志的根本對立。

這種對立和交鋒是特別明顯的。元法是種族歧視的大法，皇親國戚、衙內齋郎、舍人流氓“打死人不償命，只當房檐上揭一片瓦”。蓄意謀害、嫁禍于人的張驢兒，企圖賴掉錢財、殺人滅口的賽盧醫(yī)，都是黑暗社會的畸形產物，都是受楚州太守的法律保護的?？勺鳛槿嗣褚庵镜拇匀说年P漢卿，卻偏偏不讓她們安生和平；現(xiàn)實中實現(xiàn)不了的東西，也在理想和劇本中加以實現(xiàn)，比方昏官桃杌的削職為民，永不擢用；賽盧醫(yī)的終身從軍；張驢兒被凌遲一百二十刀處死，都是按照人民心中的法律觀辦事的。關漢卿甚至有時把這種對立，直接上升到最高統(tǒng)治者皇帝與人民的意志對立和沖突上去，揭露并糾正了皇帝的徇情枉法和執(zhí)法不明。如讓包公改字，殺掉魯齋郎；如使譚記兒拿了勢劍金牌，反而去問楊衙內的罪過……都是人民的意志在戲劇沖突中最終取勝了。

要實現(xiàn)人民愿望的理想法律，就必須具備堅定性和徹底性，還需具備策略性和巧妙性。關漢卿劇作中戲弄皇上的情節(jié)就是這兩者絕妙結合之下的產物。

《蝴蝶夢》中的王婆也是這樣的勇敢者和聰明者。王氏兄弟當場打死葛彪，報了殺父之仇；王婆就從理論上歸結說：“若是俺到官時，和您去對情詞；使不著國戚皇親、玉葉金枝，便是他龍孫帝子，打殺人要吃官司！”只差說出皇帝犯法亦要吃官司的話了。

這王婆最能知法用法。一聽說老漢身死，就馬上反應說：“若是俺軟弱的男兒有些死活，索共那倚勢的喬才會打官司?！碑攦鹤哟蛩栏鸨牒螅竹R上明白犯法了，她清楚地認識到“從來個人命當還報”，“少不得為親爺遭橫死”，主動帶領兒子們投案自首，承認自家“犯著徒流絞斬蕭何律”。等到包公斷案時，她又巧妙地制造幾次延宕，罵包公糊涂，使得案情終于有了轉機。這就是巧妙地運用法律武器來進行戰(zhàn)斗并大獲全勝的典型案例，這可以同竇娥執(zhí)法的堅定行動對應起來，構成人民群眾知法依法、用法改法的范本。

雖然時代不允許關漢卿的法制精神得到全面而真實的實現(xiàn)，但舞臺藝術形象上的這種對法的分析、研究和實現(xiàn)，對于喚醒人們運用法律作為武器，來自覺地同大量違法現(xiàn)象進行斗爭，不怕犧牲而又不做無謂的犧牲，無疑是起了極大的啟蒙和鼓舞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