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朵漁　　

《論民間》我個人認為，有兩篇文章可以基本將過去十年的中國詩歌說清楚，一篇是于堅的《真相》，另一篇是韓東的《論民間》。于堅的辨析與總結，解決了很多被遮蔽與扭曲的問題；韓東的《論民間》則更具有開放意義，對未來更有效一些?！　?/p>

張檸最近的一篇文章《文學的隱秘敵人》（《作家》2000年9月），批評韓東的“簡單與粗暴”，認為《論民間》是一篇“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區(qū)分敵友的文章”，遭到韓東的及時跟進，韓東在《文人的敵意》（《作家》2000年10月）中說張檸“不是針對《論民間》的，針對的是我這個人”。我覺得，拋開個人恩怨和“文人的敵意”，《論民間》還是一篇開創(chuàng)性的、富有建設意義的文章，還是解決了不少問題的，比如明確了“民間”的物質(zhì)形態(tài)和精神核心（民間的使命是維護藝術的自由精神和創(chuàng)造能力）、對“民間”與“偽民間”的區(qū)分（偽民間既是將民間作為一種利益的場所，作為獲取和維護權力的一種手段、方式、工具和過渡）以及對民間人物的挖掘與確立（他們不是弄潮兒，不是明星，不處于時代喧囂的表面。他們是先行者、啟示者、先知先覺）?！懊耖g”長期被人們以不同的用意在不同的范圍與場合中使用，已成為一個極不容易辨清與洗凈的概念，韓東首次加以詳細的爬疏、辨誣、確立，我認為是有其開拓之功的，在大的框架上是成熟的，雖然在某些細節(jié)上可能會有問題，但這不足以構成否定這篇文章的理由。僅僅說其“愛憎分明、區(qū)分敵友”，是不公平的?！　?/p>

兩個民間人物，一位是自稱“文學的百無聊賴的看客”、“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間立場”的《中國新詩年鑒》的編委，另一位則是民間寫作的標志性人物、雖退出了《中國新詩年鑒》的編委行列，卻領導著另一部性格更加鮮明的年鑒式的詩選《中國詩年選》，這兩個人的口角，應該是很有看頭的。張檸的文章看似論說《論民間》，但更多的卻是針對韓東本人（“上面我加了著重號的那些詞：內(nèi)斂、單一、狹隘、陰郁，用到韓東身上最恰當不過了?！薄獜垯帲┒n東的回應似乎也并無耐心探討問題（“仔細回想我們不多的幾次交往，我對你的態(tài)度和心理，敵視和仇恨是根本說不上的，也許是有一點忽略，最多還有一點輕視。但我絕對不是故意的?！薄n東）。從去年的“民間立場”與“知識分子寫作”之爭，到眼下的韓張之爭，正如韓東本人在《論民間》中所說的，“民間”的問題很多，需要廓清、需要警惕、需要排棄的問題很多，“民間”還遠不是一個清晰的概念，因為“民間始終處于模糊未明的狀態(tài)”。張檸說“你弄明晰了，想干什么呢？”這似乎不像一個批評家所要說的話。問題太多了，有人提出來，有人試圖去解決，有何不對呢？　　

從“民間立場”與“知識分子寫作”之爭到“民間”內(nèi)部（肯定有人不同意）之爭，為廓清“民間”本身而爭，這是一個好現(xiàn)象，只要“少談些個人，多談些問題”，就將是一次有意義的爭論?！懊耖g”內(nèi)部一團和氣，是絕不正常的，是隱含危機的。但似乎韓東已無意爭論下去，他甚至聲明說“我的回答或回應只有一次，并且僅有的一次還是為了我們曾經(jīng)認識，也算是半個朋友吧”。這一仗如果打不起來，真是有些遺憾了?！　?/p>

民間確保個人自由　　通常被人們掛在嘴邊的“民間”，并非一片凈土，其間藏污納垢，魚蝦混雜，甚至有人說“民間”有“詩歌黑社會”現(xiàn)象（我所理解的“黑社會”是以共同利益而團結起來，眾人擁有同一根神經(jīng)）。不管是否真的存在“黑社會”現(xiàn)象，這些問題都是值得警惕的。　　

問題是，很多東西不好辨清。去年的盤峰論爭后，出現(xiàn)了許多論爭文字（有人寧愿寫些廢話也不愿停筆），搞了很多立場鮮明的出版物（比如“知識分子”編的“綠皮書”）和詩歌選本，選本之間互不干涉，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個詩壇”（伊沙語）。論爭中的很多文字僅僅是表態(tài)文字，僅僅是為了“利益均沾”，為了搞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希望“團結就是力量”。而歸根結底，選本從來只是用于壓迫的，過多的圈子利益告訴我們，選本是不可信的。我曾征求楊黎對論爭的看法，他說是“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任何發(fā)言都是功利的”（《答朵漁十二問》）。一些局外人將此次論爭說成是權力之爭，“詩壇奪嫡”，果真如此的話，“民間”的行動就是自取其辱了，因為“民間的斗爭不是為了獲取權利，而是為了放棄權力”（韓東），民間并非“另一個龐然大物，它今天是將來永遠是權力的喪失之所，沉默與喑啞之地”。一旦“民間立場”成了“另一個詩壇”，結局是出現(xiàn)了新的龐然大物，這將是一個讓人尷尬的笑話。　　

“民間寫作”直指人的個體的存在，而不是指向一個群體、一些人。民間人物從來都是獨自存在的，他們具有內(nèi)在的自由、獨立的生命意志和思想能力。當某個“民間人物”不再是個體寫作，而是為一個群體的利益在寫作，完全淪為一個群體或一個階層的代言人時，他就徹底完蛋了。民間人物是獨立性的證明者，是否定性的傳播者，他蔑視權力是從蔑視團伙開始的。幾乎所有的團體行為都指向一種利益關系，這無疑是民間的大敵。在這里，“團體行為”是個特指，與“社團”并非同一個概念，兩者有交叉但并不重疊。在民間有很多“社團”存在，形成了一個個寫作圈子，個人與“圈子”的存在關系將決定這種圈子的存在是否指向“偽民間”。面對許多人對“下半身寫作”的非難與猜疑，女詩人巫昂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巫向著下半身有相當?shù)脑蚴且驗橄掳肷淼娜撕?，情性相投，像親人，不用多說話解釋什么，也沒有什么伎倆，巫是一個本來跟詩歌沒什么關系的人轉過來的，所以巫相信任何人都有權參與這件事，有才分的便留下，若無地方，巫便往里縮縮?！保ā痘卮饎⒋旱氖畟€問題》）“下半身寫作”者們首先保證個人寫作上的自由，其次是一種歡樂的、晴朗的、沒有利益之爭的交往氣氛。在這里，不團結就是力量，因為不團結可以個別存在，保存一點元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