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證明了孫中山與拉狄克的遠見。孫中山之后的國共兩黨的領袖人物與領軍人物，大多數(shù)出自中山大學與黃埔軍校。

中山大學的這個創(chuàng)建真相，不僅當時少年蔣經(jīng)國不知道，筆者看過的許多著述也語焉不詳。直至2002年10月筆者在莫斯科采訪，在華文報紙上看到一篇《莫斯科中山大學創(chuàng)建軼聞》才有詳細披露。這篇文章的作者于1928年3月在共產(chǎn)主義研究院食堂吃飯時，親耳聽拉狄克對他說出中山大學的創(chuàng)建內幕的細節(jié)。也許因為拉狄克后來被斯大林打成“反對派”，他創(chuàng)建中山大學的功勞便被淹沒了。

小蔣興致勃勃地放下行李，透過學校大門往外張望，一眼就看到了馬路對面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五個漆金圓頂。樓外大門前長滿了白樺樹，泛黃的白樺樹上掛滿了冰凌。往后中山大學學生早晨就跑到教堂四周的大廣場早操或溜冰，閑暇時就在它漂亮的花園里散步，討論政治。

教室和宿舍共有一百間房間，學生宿舍都是大房間，寬大明亮，每間房可以容納十多個床位，單人床是一排一排地并肩排列的。床上放著柔軟蓬松的俄國式大枕頭和毛毯。兩床之間放著一個床頭柜，靠墻的地方還放著多格的長方形的大衣柜，每個同學一格。房間里有個大壁爐，雖是嚴寒天氣，室內卻熱乎乎的溫暖如春。

蔣經(jīng)國他們報到后，學校里辦事務工作的博古列耶夫發(fā)給了他們鞋油、牙膏、梳子等日用品，同時發(fā)給他們飯票、理發(fā)票、電車票等。學校還發(fā)給每人一件很厚的呢子套裝和呢子大衣，一件睡衣，一頂皮帽，一副手套，一雙高統(tǒng)皮靴和一雙套鞋，準備得挺周到。在嚴寒的冬季，學生們領到這些東西十分高興。當時的蘇聯(lián)黨和政府，對于這一批很有希望的中國留學生實行供給制。

中國學生到達莫斯科的第二天，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就在辦公室接見了他們。校長向他們介紹了中山大學的基本情況和教學方針，還囑咐學生們，莫斯科氣候寒冷，要多穿衣服，注意身體。下午，學校當局組織他們到紅場瞻仰列寧陵墓。

接著進行“入學教育”，學校工作人員和教員分別同每個學員例行談話。談話的內容是：姓名、籍貫、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文化程度、學歷、經(jīng)歷，讀過一些什么書，參加過什么革命活動等。談話完畢，學校請了裁縫和鞋匠，專門為每個中國留學生做了西裝和外衣。接著發(fā)學生證，學生證上寫的是每個人的俄文名字。發(fā)了學生證后，便進行分班。中山大學依照俄文字母簡稱“孫諾夫卡”，即“孫逸仙大學”，大家卻更習慣叫它“中山大學”。學生依黨籍、年齡和外文程度，分成11個班，每班二十余人，有俄、德、法、英文班。

“中大”采取小班制上課，蔣經(jīng)國和同來的21人編在沒有外文基礎學歷較淺的教學班。他的座位和來自內蒙古的共產(chǎn)黨員烏蘭夫的座位緊緊相鄰。教室寬大，每個學員都有一張很大的桌子，上課、開會、自習乃至休息，都使用這張大桌子。

中山大學的教員講課，一般都用英語或俄語。學員中張聞天、沈澤民、王稼祥等英語程度較高，周達文、潘家臣等俄文程度較高，因此蔣經(jīng)國他們這個外文程度較差的班級，上課時便由這些人擔任翻譯。

中山大學是革命大學，任務是為中國培養(yǎng)革命干部，所以它的課程設置是為教學目的服務的。主要課程有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jīng)濟學、科學社會主義、蘇共黨史、西方革命運動史、東方革命運動史、社會史、中國革命運動史、唯物論辯證法、資本論、經(jīng)濟地理、軍事科學、俄語。第一優(yōu)先的課程是俄語和討論共產(chǎn)主義及帝國主義的入門課程。它還教授一些實用技能，如何滲透到政府機關和軍隊組織，如何組織農民運動和勞工運動。夜里，學生們往往被帶到劇院觀賞表現(xiàn)英、美帝國主義者如何侵凌、欺侮中國人的戲劇，對中國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蔣經(jīng)國對俄語、政治經(jīng)濟學和軍事科學興趣最濃，后來也在這些課程上獲益最大。蔣經(jīng)國年紀小抱負大，對這些理論學習都比較認真，一般都做了筆記，還經(jīng)常和同學們進行討論，甚至爭論。都說“共產(chǎn)黨會多”，那時候會更多。學校一天八小時課程，其余的時間大部分用來開會、討論，做各種問題的探討。因為這是一所革命大學，當時的口號是“開會第一，上課第二；行動第一，理論第二”。早晨有會，規(guī)定的作息時間內有會，午間有會，會不開完不準去上課，硬去上課的被譏為“學院派”、“個人主義者”；會不停不許吃飯，吃飯的被譏為“小資產(chǎn)階級”和“自私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