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罷，據(jù)說，胖子激憤呼吼：“我們應(yīng)該唱自己的歌！”然后丟下滿場錯愕，下臺離去。

這胖子名叫李雙澤，時年二十七歲。九個月零七天之后，一九七七年九月十日，他在淡水為救人被大浪卷走，得年二十八歲。從“淡江事件”到溺海身亡，短短兩百多天，他身體力行，寫下九首新作，包括后來傳唱極廣的《少年中國》和《美麗島》。他始終念茲在茲地“唱自己的歌”，后來亦變成一代人朗朗上口的啟蒙名句。

一九七六年冬夜那場突發(fā)事件，既無錄音，更無照片，只有在場者的事后憶述，不免染上重重神話色彩。那只被砸碎的可樂瓶，在這段史稱“淡江事件”或干脆叫“可樂事件”的傳奇之中，始終是畫龍點睛的關(guān)鍵道具。那瓶可樂，究竟背負(fù)了多少沉重糾結(jié)的歷史情緒？

據(jù)查，可口可樂進入華人世界，始自一九二〇年代，但流傳始終不廣。大陸易幟，國府撤臺之后，兩岸更無引進。直到一九六八年，可口可樂方才正式設(shè)廠臺灣，距“美軍顧問團”在一九五一年朝鮮戰(zhàn)爭后大舉駐臺，倏忽已十七年。美國流行文化亦隨美軍駐臺而漸漸取代早年的東洋文化，成為臺灣青年時尚主流?？煽诳蓸贰⑴Ｗ醒?、好萊塢電影，還有美軍電臺播放的“熱門音樂”一起，成了“西風(fēng)壓倒東風(fēng)”的象征。

一九七一年，臺灣被趕出了聯(lián)合國，次年尼克松訪問北京，簽署《中美聯(lián)合公報》。不到三年，全球近三十國陸續(xù)與臺灣斷絕“外交關(guān)系”，愈形孤立的國民黨政權(quán)以“國際姑息逆流”稱之。那段時間成長的臺灣青年，面對的是一個動蕩不安的“大時代”，世界紛紛亂亂，整片島嶼被拋向未知，大人眼中滿載著惶惑，青年的身軀則翻騰著澎湃的民族熱血?！氨ａ灐边\動初興，成為集體情緒宣泄的出口。一度在六〇年代蔚為主流的“存在主義”風(fēng)潮，那股蒼白、虛無之氣，到七〇年代漸漸化開，讓位給鄉(xiāng)土與現(xiàn)實主義的藝文路線。

七〇年代初，還在淡江念書的李雙澤，在臺北“哥倫比亞”咖啡屋結(jié)識一群年輕歌手：胡德夫、楊弦、吳楚楚、楊祖珺……起初大家都唱英文歌，崇拜迪倫、瓊·貝茲（Joan Baez）、多諾萬（Donovan）和保羅·西蒙（Paul Simon），卻漸漸在那樣的時代氣氛下，感到“唱洋歌”之底氣不足——你我唱得再像，畢竟生來不是白膚碧眼；那歌寫得再好，畢竟并非我鄉(xiāng)我土所出。這股心虛一旦勾起，便難再撲滅，唯一出路，便是自創(chuàng)新曲，在“洋歌”與市面上被詆為“靡靡之音”的本地流行歌曲之外，另辟道路。李雙澤居中鼓吹，尤其熱切，各人摸索試驗，總算有了幾首成果。

一九七五年，楊弦終于“正式打響革命第一槍”，在當(dāng)年最體面的演出場地——臺北市中山堂舉辦創(chuàng)作歌謠發(fā)表會，演唱余光中詩作譜曲的新歌。之后發(fā)行唱片《中國現(xiàn)代民歌集》，回響遠(yuǎn)超預(yù)期。廣播人陶曉清在“中廣”節(jié)目邀訪歌者，播放新曲，籌辦演唱會，在原以西洋“熱門音樂”為主的節(jié)目中專辟時段，介紹青年新創(chuàng)曲，成為最重要的“推手”。然而，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那可以是一場“運動”，更不敢奢想自己的歌真能動搖整個時代——那幾個青年人，腦中大約是從未浮現(xiàn)“流行”二字，而更像同人團體的“藝文實驗”吧。

李雙澤，或許是極少數(shù)的例外。他始終抱著極其強烈的使命感，并且深深相信歌曲作為革命武器的潛在力量。

“可樂事件”那一夜，李雙澤剛剛浪游世界歸來。他從淡江輟學(xué)，花了兩年遍歷歐美各國與父親的僑居地菲律賓，大開眼界之余，也體驗了白人社會的種族歧視，見識了西方強權(quán)在第三世界留下的殖民陰影。從西班牙農(nóng)村、菲律賓魚市到紐約街頭，年輕人喝的都是可口可樂，聽的都是英文歌——他曾在菲律賓拍下一幀照片：背景是球場的草坪，鐵網(wǎng)圍籬高懸著鮮紅巨大的可口可樂廣告牌，一個穿牛仔褲的青年閑坐其下，茫然遠(yuǎn)眺——這幀照片在李雙澤死后被好友梁景峰選為遺作文集《再見，上國》封面，微言大義，點滴在心。

那晚的主持人，正巧是我母親陶曉清。據(jù)她回憶，那天原本辦的便是西洋歌曲演唱會，類似活動各地校園幾乎周周都有，并不稀罕。登臺的不只淡江同學(xué)，還有在著名的“艾迪亞”西餐廳駐唱的賴聲川、胡因子（便是后來的巨星胡茵夢），與李雙澤也有交情。那天現(xiàn)場的學(xué)生并不多，相較于楊弦前一年那場冠蓋云集、頗受藝文圈注目的演唱會，淡江這場活動實在是簡陋而隨興的。若非這“擦槍走火”的風(fēng)波，加上事后校園刊物追敘、論戰(zhàn)，把它變成了傳奇神話，這場演唱會，大抵就和當(dāng)年千百場校園活動一樣，很快就會被遺忘了。

三十多年之后，我們才知道：“可樂事件”那天，李雙澤并非受邀演出的嘉賓，而是去替胡德夫“代班”——演出前夜，胡德夫在駐唱的餐廳和人打架，據(jù)說打贏了，但還是掛了彩，于是自己去醫(yī)院包扎，懶得留院休息，徑回租處二樓后陽臺，抽煙看風(fēng)景。渾不知自己失血過多，竟然眼一黑，凌空摔進樓下堆著裝空啤酒瓶的木箱，碎玻璃扎了一身，牙也碰掉了。狼狽回到急診室，護士驚呼“你怎么又來了！”

原本胡德夫還想帶傷赴會，但牙沒了，唱歌會“漏風(fēng)”，只好緊急央求老朋友“救一下”。那天他雖不能上臺，還是去了淡江。胡德夫記得的是：李雙澤上臺前八成喝了酒壯膽，登臺時滿臉通紅，“像扛扁擔(dān)一樣扛著吉他”，那只可口可樂玻璃瓶并非捏在手里，而是吊掛在琴頭，隨著胖子的大步流星一晃一晃。

我的母親記得的卻不是這樣。她說，李雙澤根本沒有拿什么可樂瓶，他帶上臺的大概是一只杯子之類。而且，他也沒有在臺上摔破那只不管是杯子還是瓶子的東西，那是后來的人添油加醋的情節(jié)。

所以，這整個事件中真正摔碎了的瓶子，其實是前一天晚上被從天而降的胡德夫壓破的那幾箱啤酒瓶，不是什么可口可樂？

李雙澤死的那年我才六歲，究竟是否見過這位胖墩墩、大嗓門、邋里邋遢的叔叔，也不記得了。對他，我唯一的記憶，來自《再見，上國》封底那幀照片，一個戴黑框眼鏡、赤膊套著連身工作服的胖子，滿頭亂發(fā)，盤坐抱琴，咧齒而笑——李雙澤存世的照片不多，但每張照片里的他都笑得很開懷，仿佛對生命很滿意，對世界也有無窮信心。

曾幾何時，我不但活過了李雙澤在世的年紀(jì)，也比當(dāng)年主持晚會的母親多長了好幾歲。二〇〇七年十月，“野火樂集”整理出版李雙澤遺作錄音，并在淡江大學(xué)活動中心辦了一場致敬演唱會。母親事隔三十一年重返舊地，擔(dān)任主持人，我則應(yīng)邀與她搭檔。開場嘉賓是滿頭白發(fā)的胡德夫，他終于還了老友當(dāng)年“救火”欠的那個人情。

燈暗幕啟。一束聚光燈打在舞臺上一只曲線玲瓏的可樂瓶，反射出四散的流光，仿佛滿盛著晶瑩耀眼的故事，靜靜等著誰來打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