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像隔離這樣的制度開始崩潰時，許多人發(fā)現(xiàn)他們習以為常的世界動搖了。當隔離的合法性受到挑戰(zhàn)時，許多人奮力保衛(wèi)它。當隔離制學校和午餐制受到挑戰(zhàn)時，許多人哭喊著民主本身最終結束了。當用公共校車接送的學生踏進（白人和黑人）混合大學時，他們被安置在各種社區(qū)之中，這些社區(qū)都是被迫執(zhí)行肯定行動的社區(qū)。許多人認為這樣的制度安排顯示出這個社會真正的公平蕩然無存了。我們都習慣于制度了，隔離制度也不例外。人們?yōu)榱司S持他們所習慣的東西而斗爭，并且對他們來說，懂得其他的做事方式可能更合法、更理性、更民主，或者更人性化是很困難的。制度像是"恒星"或者"不動的支柱"。

當一種模式變成一種制度時，它就變得重要而正確。我們通常把它當做我們生活的中心，認為它對社會的延續(xù)很重要。如果我們的社會沒有電視、肥皂劇、學術榮譽、職業(yè)足球、排球、電影和谷歌會變成什么樣呢？這些正是我們所說的制度模式中的一些。

社會制度是行動者的推動力

制度的發(fā)展通常需要很長的時間。它們是扎根于歷史的。這給予它們恒久性、穩(wěn)定性、廣為接受性和重要性。

我們應該認識到制度是推動個體工作的真正動力--甚至在個體自身都沒有覺察的情況下。制度的存在就如自然事物的存在一樣。如同結構和文化一樣，制度呈現(xiàn)出它們自己的存在方式。它們存在于我們的意識之外。它們常常在我們沒有意識到其力量的時候影響并控制我們。彼得·伯格和托馬斯·勒克曼認為：制度在我們出生之前就逐漸存在了，并且在我們死后它依然存在。我們死了；它還活著。制度無法被清除，并且它們阻止我們"試圖去改變或逃避它們"。彼得和勒克曼又說道，它們強迫我們以某種方式來行動，因為我們接受了既存事實，如果我們不接受，我們也將會遭遇"控制機器"迫使我們?nèi)ソ邮堋?/p>

與結構和文化一樣，制度產(chǎn)生于人們的長時間互動。當人們第一次彼此相遇，他們也許會自言自語："他在干什么呢？"日久之后，其他人的重復性行為引導個體去說："他又這樣了"。當新的部分加入一種關系時，行為就變成了制度，并且他們必須學習既有的模式。事情有時真是具有戲劇性。模式具有歷史基礎，它們是由過去的行動發(fā)展而來的，并且由現(xiàn)在的成員向新成員傳遞。當一個新成員進入組織時，我們之前所做的一些看似簡單的事情就變得非常復雜了。這使得制度成為它本身，在面對組織中的新成員時，它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制度一旦存在，人們將會對自己說或者彼此之間說："在這里，這事就是這么辦的。"他們必須接受它，或者承擔違背它的后果（Berger and Luckmann，1966，58）。

通過長時間積累，制度形成了它們自身的客觀特點。雖然所有的組織都有制度，但是制度在社會中更加明顯。我的概論課基于每個學期的六次考試；我的家庭基于每周一次聚餐和每個暑期的旅行；我的大學有一個開放周的集會；公墓附近的大學通常要求新生戴一種特殊的小圓帽，這種禮儀要保持到他們的足球隊獲得勝利為止--這些都是各種社會組織中的制度。如果我們成為組織中的成員，我們就能夠感受到這些制度的真實力量了。

制度就在那里，外在于人們而存在，持續(xù)地存在于人們生活的現(xiàn)實中。制度對于人們有較大的強制作用，這種強制作用真實地存在于人們的生活中。制度的實施經(jīng)常附帶一些強制性機制，這些機制非常重要（Berger and Luckmann，1966，58）。

反抗社會制度

不是所有的社區(qū)、正式組織、群體和二人互動都能接受社會制度，它們中的大多數(shù)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與大的社會環(huán)境遭遇時便產(chǎn)生了沖突。這也許是政治激進分子、少數(shù)族裔、年輕人或者個體在尋求與美國社會所提供的不一樣的文化，比如說，藝術家、學生、宗教團體和一些想保留他們道德群體遺產(chǎn)的人。有時候，群體尋求不同的選擇方式會被忽略，但更多的時候，擁護制度的人會視他們?yōu)樘魬?zhàn)，那些群體是不被鼓勵的，甚至會被取締。保護制度一直被看作很重要的努力。那些鼓動人們想使同性戀合法化的人通常要戰(zhàn)勝政府、宗教、學校和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