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樣，美元依舊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據著核心位置，只要看一看它如何維持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平衡，就大致可以知道這其中的奧秘。在美國外圍有兩類國家：一類是執(zhí)行出口導向戰(zhàn)略的國家（主要是東亞國家），這些國家把美國作為最主要的出口市場，通過經常性的項目順差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儲備，然后以購買美國國債的形式保有這些儲備。美國則通過輸出美元獲得了實際資源的注入，這些輸出的美元又往往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流回美國國內。另一類是歐洲國家和拉美國家（包括一些OPEC國家），這些國家的投資者購買大量由美國公司或者美國政府發(fā)行的金融資產（股票和債券等）。美國通過出售這些金融資產，向外圍國家融入了大量的真實資本，并且把這些資本運用于國內建設或者國際投資。在這一構架下，國際貨幣體系明顯表現(xiàn)出三大特征：一是美國的經常項目持續(xù)逆差，資本項目持續(xù)順差以及美國外債不斷積累；二是東亞地區(qū)的經常項目持續(xù)順差和外匯儲備的不斷累積；三是歐洲國家的經常項目持續(xù)逆差、資本項目持續(xù)順差以及儲備資產基本不變。

在與東亞國家的貿易往來中，第一，由于美國通過經常項目的逆差輸出了大量的美元，同時向自身注入大量的實體性資源（主要是商品），這既滿足了國內的消費需求，又有利于維持國內物價的穩(wěn)定，同時還能享受到鑄幣稅的好處。第二，由于東亞國家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儲備，而它們持有美元儲備的主要方式是購買美國國債，這有利于美國通過支付較低的利息為自己的經常項目逆差融資，從而避免了經常項目逆差的不可持續(xù)。美國財政部的資料顯示，在2001年～2003年的三年時間里，來自亞洲的資本流入占到美國外資凈流入的40%，在2004年這一比率接近50%。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美國迄今為止之所以還能維持國際收支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來自東亞國家的外匯儲備資金的重新注入。

在與歐洲和拉丁美洲等的第二類外圍國家的往來中，美國獲得了兩大好處：第一，金融資產的收益率平均來說低于實際投資的收益率，美國企業(yè)通過向海外出售金融資產，可以賺取這兩種收益率之間的差價；第二，向海外出售金融資產，能夠把投資的風險轉嫁給海外的投資者。特別是對于股票而言，股票的發(fā)行商并沒有義務承諾一個確定的收益率，而且發(fā)行股票并沒有還本的壓力，此外股票的漲落對于股票發(fā)行公司而言并沒有太大的影響（如果該公司沒有繼續(xù)融資需要的話）。

在這一體系下，美國享受了更多的收益（例如鑄幣稅和通貨穩(wěn)定），而外圍國家則承擔了更多的成本（例如資源輸出、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這種收益與成本的不對等分配使得外圍國家日益邊緣化，并且把維持系統(tǒng)相容性的任務過多地集中到中心國家身上。而作為中心國家的美國，在享受美元霸權帶來收益的同時，卻經常拒絕履行自己維持系統(tǒng)相容性的責任和義務。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平衡使得全球金融體系處于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之中，這集中體現(xiàn)為該體系下多次爆發(fā)的貨幣金融危機。在過去30年間，大約有80～100個國家出現(xiàn)過金融危機。除了1992年的英鎊危機發(fā)源于處于體系中心的發(fā)達國家外，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4年～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20世紀90年代末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隨后的俄羅斯、巴西和阿根廷的貨幣金融危機均發(fā)端于處于體系外圍的發(fā)展中國家或新興市場經濟體。

這樣，美國可以通過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安排，有效地轉嫁自身的各種風險，及時享受能夠享受的各種便利條件，從而形成了良性循環(huán)。這種良性循環(huán)決定著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美元的霸權地位難以動搖。

近年來，美元霸權的地位可以從以下事實中進一步明確：

其一，全球外匯儲備中，美元約占60%；在國際貿易中，有2/3是用美元結算的；在外匯市場上，以美元交易為主；國際證券發(fā)行總額接近50%是用美元；國際貸款總額中以美元計價的部分也接近一半；所有美鈔的66%都是在國外流通的，大約3/4新增發(fā)美鈔被外國人所持有。

其二，當發(fā)生美國自身利益受損的危機時，美國總會利用各種政治經濟手段打壓其他國家的幣值以維持本國利益。比如1985年的“廣場協(xié)議”簽訂后，世界主要貨幣對美元匯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就年平均匯率來看，1988年與1985年相比，主要貨幣的升值幅度分別為：德國馬克705%，法國法郎508%，意大利里拉467%，英國英鎊372%，加拿大元近11%。日元升值幅度最大，達861%。在這些貨幣升值背后，就是美元的大幅貶值。其結果是，大量的美元儲備購買力下降，美元儲備國至少要承擔這部分損失，當然還有其他諸如產品價格在國際市場相對于美國同類產品的優(yōu)勢的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