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看了譚震林的信后，恰好江青來到神秘陰森的毛家灣，向林彪狀告“大鬧懷仁堂”的老同志。

可以想象，當江青看了譚震林的信后，會是怎樣的暴跳如雷。

于是，譚震林的信被立即轉(zhuǎn)送給毛澤東。

林彪還在譚震林的信上批道：“主席，譚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識糊涂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現(xiàn)將他的信送上，請閱。”

2月19日凌晨，毛澤東召集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康生、謝富治、葉群等。

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大鬧懷仁堂”的幾位老同志：中央文革小組是執(zhí)行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的。十一中全會你們都是舉了手的，討論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你們都是投了贊成票的，為什么現(xiàn)在又反對？文革小組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回去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wěn)當哩！如果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再上井岡山打游擊。你們說陳伯達、江青不行，那就改組文革小組，讓你陳毅來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我和林彪馬上走！

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力量還嫌不夠，就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yīng)。你譚震林也算是老黨員，為什么站在資產(chǎn)階級路線上說話呢？

毛澤東這次的確是大動了肝火。據(jù)康生后來說：“我跟主席這么多年，從來沒見到他發(fā)這么大的脾氣?！?/p>

周恩來事先雖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但也沒料到毛澤東會把話說到這種地步──把話說絕了。他心情十分沉重。

明擺著，如果這時硬要起來論個我是你非，黨就要分裂，軍隊就要分裂，國家和民族將陷于萬劫不復之中。

顧全大局，相忍為黨。這是當時的歷史空間留給周恩來的唯一選擇。

這時，必須有人出來承認“錯誤”，以緩和毛澤東的氣頭，使毛澤東平靜下來。

除了周恩來，沒有任何人能夠替代。為什么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緩沖作用？為什么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起到了他人絕難替代的作用？這就是其中一個生動感性的實例。

周恩來一邊勸毛澤東不要生氣，一邊誠懇地自我檢討，大意是：懷仁堂會議的事，主要責任在我，我作為會議主持人，沒有掌握好。會后，幾位老同志也感到這樣做不對，找我作了檢查，我沒有及時向主席匯報。他們自己也感到講了些對不起主席的話，想找個機會當面向主席檢討。

毛澤東的怒氣和緩了一些，他說：恩來同志，我建議這件事要開會認真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fā)動全黨來解決。

于是，會議決定由周恩來出面主持政治局“政治生活批評會”，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等進行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陳毅的工作，由周恩來親自做，親自找他談。

從2月25日至3月18日，根據(jù)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被迫在懷仁堂主持召開了7次“政治生活批評會”。

會上，中央文革一伙扯大旗當虎皮，借機以“資產(chǎn)階級復辟逆流”（又稱“二月逆流”）的罪名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等三老四帥進行批斗圍攻，并把矛頭指向周恩來。

康生說：“這是十一中全會以來發(fā)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一種政變的預(yù)演，一種資本主義復辟的預(yù)演！”

江青說：“你們的目的就是想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保護老干部，就是保護一小撮叛徒、特務(wù)……”

陳伯達說：“反對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這是自上而下的復辟資本主義，這是顛覆無產(chǎn)階級專政！”

……

各種帽子、棍子一齊飛來。什么“俱樂部”、“黑干將”、“聯(lián)絡(luò)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