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31日晚上，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周恩來在此會見并宴請了在京的外國專家。

這是林彪事件后的第一個新春，這是一次久違了的會見和宴請。

對于在中國的外國專家以及外國專家工作者來說，周恩來此舉的意義非同尋常。當周恩來舉杯向他們祝酒時，他們一個個眼含熱淚。

此情此景，周恩來也心潮澎湃，思緒萬千。他想起了還被關押在監(jiān)獄中的愛潑斯坦、丘茉莉、柯魯克……文化大革命以來外國專家工作中表現(xiàn)出來的種種極左傾向和做法，以及在華外國專家的種種遭遇，一幕一幕地在腦海中閃過。

在中國的外國專家，這是一個為中國教育、科技、文化出版和對外宣傳事業(yè)作出了貢獻的特殊群體。50年代，中蘇合作的黃金歲月，以蘇聯(lián)專家為主體的在華外國專家隊伍曾達數(shù)千人。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起來后，十幾年精心建立的外專工作被沖得七零八落，處境艱難的周恩來也無法把握外專工作的航向。各級外專工作部門被奪權，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很多外國專家出于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信任與崇敬，出于對理想主義的追求，也被卷進這場“革命風暴”，有的摔倒在地，有的踉蹌爬起，有的暈頭轉向、不知所措……與許多中國人一樣，這些外國專家也積極地投身這場運動。戴妮絲，1936年與中國旅法畫家李風白結成夫妻、50年代初隨丈夫來到中國的法國共產黨員。她回憶說：她當初就是因為對毛澤東充滿敬佩之意才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她認為毛澤東“有勇氣抨擊自己領導的政黨，目的也許是通過文化革命為這個黨洗滌灰塵，使黨重新走上正確的道路”，于是，“我們有決心為革命的新發(fā)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犧牲?！庇⒓骷翼n素音在回憶她“文革”經歷的《鳳凰再生》一書中也談到：“毛（澤東）的品質，毛的遠見，他對中國以及世界歷史的影響吸引了我，使我著了迷。我決心去理解他，理解所發(fā)生的一切?！薄啊幕蟾锩菐啄?，我要擺脫這種迷戀是不可能的?！?/p>

風暴的沖擊也就罷了，更險惡的是明知外專工作是周恩來一直在抓，但中央文革一伙別有用心，借外專工作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他們誣蔑外專工作是“崇洋媚外”、“里通外國”，把曾積極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外國專家打成“特務”、“國際間諜”、“五一六分子”，或批斗，或抓進監(jiān)獄。

在外國專家遭到迫害的同時，他們的家屬子女也受到株連。

德國專家米勒的兒子和女兒畢業(yè)后，成了分配上的“老大難”，連當工人的資格都沒有。

法國專家西蒙和伊霍雷娜的女兒莫妮克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戀愛的盛大節(jié)日”，興沖沖地從巴黎趕回中國來參加“文化大革命”，結果因為帶了一本普通的法國愛情小說被冠以“帶回淫穢書籍”的罪名投入監(jiān)獄關押三年之久。

很快，這些革命熱情高漲的外國專家就被極左思潮打得暈頭轉向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小心謹慎、沒有什么極端行為的戴妮絲也受到了如瘟疫般的對待。她回憶說：“同事們都和外國人保持距離，躲著我們，甚至漸漸地發(fā)展到不和我們講話了。他們像拋一塊骨頭一樣把工作扔到我們的桌子上，然后扭頭就走?！?/p>

在風雨飄搖的日子里，周恩來就像汪洋中的一條船，盡一切努力，關懷和保護著這群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過很大貢獻的外國專家。

英國專家露絲·史密斯，1922年就加入了英國共產黨，1926年參加過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1936年她忍痛告別親友和孩子，參加由69個國家的反法西斯戰(zhàn)士組成的聞名世界的國際縱隊。新中國成立后，她來到向往已久的中國，應聘在新華社擔任英文改稿工作。她博學多才，工作勤勤懇懇，一篇篇凝結著她心血的英文電訊，通過電波飛往世界各地。

文化大革命中，史密斯因為對一些極左做法表示了不滿而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昔日親密無間的同事一夜之間變得是那樣的冷漠和敵意，沒有人和她說話，哪怕是工作上的交談。史密斯發(fā)現(xiàn)自己如同生活在一座冰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