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在中國一直占主導(dǎo)地位的儒家，只是建立了局部的倫理道德，即家庭內(nèi)部、君臣之間、親友之間的道德規(guī)范，社會的公德儒家并沒有建立起來，雖然孔夫子講究仁愛，但同時又強調(diào)“愛有差等”。這個“差等”導(dǎo)致了親朋之間、熟人之間必須仁愛，即便內(nèi)心不仁也不愛，可無論如何也總得裝裝樣子，表面上總得客氣一點，可到了大街上，面對的完全是陌生人，那就可以無所顧忌了。擠公交車，那就擠，看誰勁兒大能擠上去，什么尊老愛幼，什么禮讓三先，對著陌生人完全可以不講，并且內(nèi)心也毫無自責。

損人利己，如果損的是熟人、朋友、親戚，那么，大家會一致譴責，罵他不義氣，罵他太缺德，可如果損的是陌生人，似乎大家譴責得就不那么起勁了，甚至還會認為這很正常。因此可以說，適應(yīng)現(xiàn)代社會的公德體系、公德概念，并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并不是不好，但它主要是規(guī)范倫理范圍之內(nèi)人們的行為準則的，而社會公德明顯超出了這個范圍。當面對的是不認識的陌生人，過去不認識、將來也不可能認識的陌生人，能否也有一套道德標準？

這個標準似乎有過，但大多流于口號形式了，比如雷鋒精神。在極“左”時候，有過很多違反人性的口號，像“大公無私”、像“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等等，這類口號不是不好，但標準太高了，普通人做不到，人性自私的成分是與生俱來的，并不是什么私有制的產(chǎn)物，否則我們搞了那么多年的公有制，怎么沒有將人的私心消除？

人性自私不可怕，問題是該建立一套基于這個事實上的道德，在利己的時候不能損人，能與別人達到互利雙贏那當然更好，不切實際地空喊口號是沒用的。

不過話說回來，日常生活中見到的這些損人利己行為，損人不重，利己有限，并且絲毫沒有技術(shù)含量，將之看做一種純粹的惡習(xí)，也未免不可。真正有預(yù)謀、有設(shè)想目標、害人也深利己也重，并且?guī)в幸欢夹g(shù)難度的行為，這才是聰明人心中真正的損人利己。

一、直接型損人利己

后魏的元誕為人暴戾、十分貪財，他在做齊州刺史時，見到百姓家養(yǎng)的牛馬，就強逼硬奪。不過，元誕的聞名，并不在于他的強逼硬奪，因為古往今來做官的掠奪百姓財物，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元誕的聞名，在于他的厚顏無恥，他認為自己掠奪得不多，所以不算貪婪。史書記載說，元誕無聊閑轉(zhuǎn)時，問一采藥歸來的和尚：“可有什么新聞？”和尚說：“大家都談?wù)撃愫茇澵敚Ｍ阍缛毡怀⒊窊Q。”元誕叫起撞天屈來，大怒說道：“齊州有七萬戶，我來這兒，平均從每戶沒得到三十錢，怎么就能說我貪婪？”

元誕算不算貪，這是另一個問題，但他掠奪百姓財物入私囊，這是最直接最典型的損人利己了。損害別人的利益，自己從中獲利，這是直接型的損人利己的特征。偷人、搶人、坑蒙拐騙，這類觸及刑法的事，每種都是直接型損人利己的范例，可因為觸及刑法，后果嚴重，雖然老實人做不了這類事，但真正的聰明人也是不干這些的，因為除了這些之外，可做的損人利己之事還很多，聰明人大有挑選的余地--比如搞豆腐渣工程。

搞豆腐渣工程的人偷工減料、以次充好，自己在其中賺更多的錢，而損害的基本上都是自己不認識的人。修河堤也罷、蓋房屋也罷，工程完了，賺錢的那個聰明人就撤走了，今后河堤潰了，什么人受害，他也不知道，房屋倒了會塌死誰，他也不清楚，因此他認為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賺這個黑心錢了。賺了黑心錢還心安理得，這樣的人當然是聰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