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坤一也算是重量級的實權人物了，但對幕友某人假“小軍機”的敲詐勒索，只有乖乖掏錢的分。清代的大才子紀曉嵐曾作過一首調侃“小軍機”的詩：“流水是車龍是馬，主人如虎仆如狐。昂然直入軍機處，低問中堂到也無?！笨梢姟靶≤姍C”的大權勢。所以，若說“清代與大小軍機共天下”，我認為也是說得通的。

至于郭嵩燾提到的“胥吏”，則是一個寄生在正式權力系統(tǒng)內部的隱權力集團，又稱書吏，指在中央或地方政府處理文書的辦事員，不屬于正式的國家干部，流品極卑?！芭c胥吏共天下”，這是清代的官僚制越來越僵化、官僚集團越來越昏庸無能、權力運行越來越程式化的結果。據(jù)《清稗類鈔》記載，清代的中央各部，“每辦一案，堂官（各部首長）委之司官（各部屬官），司官委之書吏，書吏檢閱成案比照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潤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駁斥，則此案定矣。”

獨裁的君主不會希望出現(xiàn)一個自作聰明的官僚系統(tǒng)，這種流水作業(yè)式的權力運轉，當然是君主求之不得的。只是如此一來，處于權力鏈條最底端的書吏卻有了機會竊柄自重、挾律行私、作威作福。使人不能不畏，比如地方大員奏銷辦公經費，部吏往往會借口數(shù)目不對，將奏銷報告打回去重做，地方官不堪其累，只好重金賄賂他們。甚至出現(xiàn)了“州縣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卿貳督撫曰可，部吏曰不可，斯不可矣”、“天子曰可，部吏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的局面。所以晚清封疆大吏胡林翼干脆說：“六部之胥，無異宰相之柄?！贝搜郧『媚脕碜鞴稀氨境瘎t與胥吏共天下”論的注腳。

“偏房的陷阱”

我們從漢代一路看過來，不難發(fā)現(xiàn)：另立“偏房”架空“正室”之權、借重隱權力集團鉗制正式的官僚系統(tǒng)，正是歷代君主搞獨裁的不二法門。

皇帝之所以要煞費苦心地對付官僚系統(tǒng)，這是因為，從漢唐至明清，在完成政治現(xiàn)代化之前的中國，對君主獨裁權力構成最大制約的不可能是民主、憲政，而是一個復雜、完備、科層化的官僚系統(tǒng)，因為權力在科層化結構中流動，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規(guī)范性、程序性的規(guī)制，科層化越高，權力受到的規(guī)制就越大。如果我們把權力比喻為流水，科層化結構就是管道，約束著流水的橫沖直撞。權欲旺盛的雄才之主當然難以容忍這些管道分流了權力，于是繞過正式的權力管道系統(tǒng)，利用親近的私臣組建非正式的簡陋的權力容器，因其簡陋、非正式，也就更便于人主操縱。

但是，這些臨時性質的權力容器難免會慢慢固化、復雜化，甚至變成正式權力管道的一部分，又反過來分化獨裁權力。換句話說，“偏房”掌權日久，往往又會演化成“正室”，如漢代的尚書，原是皇帝的私人秘書，到了唐代，則是名正言順的宰相機構。后世的君主為了“盡收威柄，一總事權”，又復另設一個易于指揮的權力容器，然而，時過境遷，又重蹈前代“偏房”坐大之覆轍。歷史簡直給獨裁者下了一道反復發(fā)作的惡咒。

那些叨念著“大權不可旁落”的獨裁者不會明白這樣的道理：分散在復雜管道的權力盡管不易為君主任意擺布，但其顛覆性也不高，因為它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不敢逾越名分的界線，并且受到程序性與規(guī)范性的限制；相比之下，擺脫了科層束縛的隱權力雖然便于指使，但一旦失控則如洪水決堤，一發(fā)不可收拾。我們看西漢劉徹置內朝捋奪宰相之權，但后來內朝的外戚不僅把持朝政，而且顛覆了西漢；東漢劉秀將三公閑置，倚重尚書臺，但尚書臺的領袖最后竟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明代的朱元璋干脆廢了宰相，啟用內閣，但內閣體制也培養(yǎng)出“九千歲”的權力怪胎。

人主欲借“偏房”盡收權柄，殊不知，高度集中的權力更容易被親近的隱權力集團假借、竊取，只要人主軟弱、荒怠，立即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我們姑且稱之為“偏房的陷阱”。這也是為什么歷代一再發(fā)生近臣亂政的根本原因。郭嵩燾認為“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其實，獨裁者哪能容忍權力被分寄？只是他們缺乏歷史的眼界，看不到獨裁的陷阱，最后與“偏房”共天下，乃至被“偏房”毀了天下，也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