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送禮應酬的第一個政治功能：接通隱權力管道，穩(wěn)定官員的權力預期。

其次，中央財政也沒有給官員提供制度化的公共預算，不似現(xiàn)在，吃喝、用車、出國旅游的經(jīng)費，都編入年度預算。雖然那時候朝廷也給部分京官和重要的地方官發(fā)放一筆“公費”，多數(shù)知縣得到的“公費”大約是一百兩銀，基本上入不敷出。地方的辦公費用，通常來自種種名目的陋規(guī)，這些陋規(guī)收上來到底算地方財政還是個人所得，往往分不清，似乎用于公務就算公款，用于個人開銷就算私款?？墒?，有些支出，究竟算用于公務還是私務也很難說得清，比如地方官付給幕友的束修，說是公務支出吧，幕友是官員私人聘用的；說是私人用度吧，幕友所處理的全是公共政事。

清代官員用于聘請幕友佐政的開銷并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張集馨說，福建汀漳龍道衙門按慣例要請三席幕友，每席每年的束修是一千六百兩銀。張氏在那里任職時，因為收入低微，無力照辦，只能延請一席，幕友分擔的刑名事務，由自己親為。后來他當福建布政使時，每月用于幕友的開支是二百兩銀，其他的衙門薪水、日常應酬（不包括三節(jié)兩壽的送禮），拼命節(jié)省，也要三四百兩，一年下來，即要六七千兩，而福建布政使一年的正式工資（包括俸祿與養(yǎng)廉銀）也不過是八千多兩銀。張集馨如果不接收陋規(guī)，就沒法子辦公了。

這是送禮應酬的第二個政治功能：彌補公共財政之不足。

張集馨曾以“政由賄成”來評價他所身處的官場。這四個字正好透露了“權力成本學”的秘密：權力的行使謂之“政”；“賄”，說好聽點是各種“敬”，就難聽點就是陋規(guī)。總之就是權力的成本，不支付這個成本，“政”即“不成”，權力即運轉不靈。恰如其分的“賄”，是維持權力正常運轉的必要成本，超出合理限度的“賄”，才被帝國的官員們當成腐敗。清官與貪官的區(qū)別，不在于“賄”之有無，而在于“賄”之程度。

送禮政治中的“敬”也好，“賄”也罷，從表面上看來，是由處于權力下游的官員支付的，但歸根結底，所有的權力成本都是納皇糧的老百姓來埋單的。

清代的康熙皇帝曾宣布“永不加賦”，朝廷給一個州縣配備的領薪官員一般也不足十人，支付給朝廷命官的正式薪水也不算低，按道理說，維持帝國這部權力機器“吭哧吭哧”運轉著，成本應該不至于太大。然而，如果我們了解到，除了正式的領薪官員，晚清官場上還寄生著一幫數(shù)目非常龐大的候補官、書吏、衙役、白役（編外的衙役）、長隨、三爺（長隨的長隨），這幫隱權力集團也要咀嚼民脂；除了正賦，帝國還有名目繁多、花樣百出的附加稅，如什么“火耗”、“并平”、“平余”，“飯食”、“筆墨”、“紙張”、“解費”等等，再加上其他苛捐雜稅，我們一定想象得到，小民作為權力成本的最終承受者，早已苦不堪言。用張集馨的話來說，“小民終歲勤動，所得幾何？赴倉納糧，任聽魚肉而不敢一較！”

而當權力成本膨脹到小民不堪重負，決心“一較”時，距帝國的整部權力機器完全癱瘓，估計也為時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