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得說得遠一點。語言是思想的外化，談語言不談思想是搔不著癢處的。言意之辨一向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命題，其原因就在這里。我現在先離正文聲明幾句，我從來不是什么哲學家，對哲學我是一無能力，二無興趣。我的腦袋機械木訥，不像哲學家那樣圓融無礙。我還算是有點自知之明的，從來不作哲學思辨。但是，近幾年來，我忽然不安分守己起來，竟考慮了一些類似哲學的問題，豈非咄咄怪事。

現在再轉入正文，談我的“哲學”。首先經過多年的思考和觀察，我覺得東西文化是不同的，這個不同表現在各個方面，只要稍稍用點腦筋，就不難看出。我認為，東西文化的不同扎根于東西思維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維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分析，而東方則是綜合。我并不是說，西方一點綜合也沒有，東方一點分析也沒有，都是有的，天底下決沒有涇渭絕對分明的事物，起碼是常識這樣告訴我們的。我只是就其主體而言，西方分析而東方綜合而已。這不是“哲學”分析推論的結果，而是有點近乎直觀。此論一出，頗引起了一點騷動，贊同和反對者都有，前者寥若晨星，而后者則陣容頗大。我一向不相信真理愈辨(辯)愈明的。這些反對或贊成的意見，對我只等秋風過耳邊。我編輯了兩大冊《東西文化議論集》，把我的文章和反對者以及贊同者的文章都收在里面，不加一點個人意見，讓讀者自己去明辨吧。

什么叫分析?什么又叫綜合呢?我在《東西文化議論集》中有詳盡的闡述，我無法在這里重述。簡捷了當地說一說，我認為，西方自古希臘起走的就是一條分析的道路，可以三段論法為代表，其結果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東方的綜合，我概括為八個字：整體概念，普遍聯系。有點模糊，而我卻認為，妙就妙在模糊。上個世紀末，西方興起的模糊學，極能發(fā)人深思。

真是十分出我意料，前不久我竟在西方找到了“同志”。《參考消息》2000年8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東西方人的思維差異》，是從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8月1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翻譯過來的，是記者埃麗卡?古德撰寫的。文章說：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將他們對精神生活的探討建立在一種重要的推斷上，人類思想的基本過程是一樣的。西方學者曾認為，思考問題的習慣，即人們在認識周圍世界時所采取的策略都是一樣的。但是，最近密歇根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家進行的研究已在徹底改變人們長期以來對精神所持的這種觀點。這位學者名叫理查德?尼斯比特。本文的提要把他的觀點歸納如下：

東方人似乎更“全面”地思考問題，更關注背景和關系，更多借助經驗，而不是抽象的邏輯，更能容忍反駁意見。西方人更具“分析性”，傾向于使事物本身脫離背景，避開矛盾，更多地依賴邏輯。兩種思想習慣各有利弊。

這些話簡直好像是從我嘴里說出來似的。這里絕不會有什么抄襲的嫌疑，我的意見好多年前就發(fā)表了，美國學者也決不會讀到我的文章。而且結論雖同，得到的方法卻大異其趣，我是憑觀察，憑思考，憑直觀，而美國學者則是憑“分析”，再加上美國式的社會調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