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常常想到，解放以后，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學習了辯證法。對于這一件事無論怎樣評價也不會過高的。但是，正如西方一句俗語所說的那樣：一切閃光的不都是金子。有人把辯證法弄成了詭辯術，老百姓稱之為“變戲法”。辯證法稍一過頭，就成了形而上學、唯心主義、教條主義，就成了真正的變戲法。一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封建時代贓官比清官要好。清官能延長封建統(tǒng)治的壽命，而贓官則能促其衰亡。周興、來俊臣一變而為座上賓，包拯、海瑞則成了階下囚。當年我自己也曾大聲疾呼宣揚這種荒謬絕倫的謬論，以為這才是真正的辯證法，為了自己這種進步，這種“頓悟”，而心中沾沾自喜。一回想到這一點，我臉上就不禁發(fā)燒。我覺得，持“小罵大幫忙”論者的荒謬程度，與此不相上下。

上面講的對胡適的看法，都比較抽象。我現在從回憶中舉兩個具體的例子。我于1946年回國后來北大工作，胡適是校長，我是系主任，在一起開會、見面討論工作的機會是非常多的。我們倆都是國立北平圖書館的什么委員，又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更增加了見面的機會。同時，印度尼赫魯政府派來了一位訪問教授師覺月博士和六七位印度留學生。胡適很關心這一批印度客人，經常要見見他們，到他們的住處去看望，還請他們吃飯。他把照顧印度朋友的任務交給了我。所有這一切都給了我更多的機會，來觀察、了解胡適這樣一個當時在學術界和政界都紅得發(fā)紫的大人物。我寫的一些文章也拿給他看，他總是連夜看完，提出評價。他這個人對任何人都是和藹可親的，沒有一點盛氣凌人的架子，這一點就是拿到今天來也是頗為難能可貴的。今天我們個別領導干部那種目中無人、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氣勢我們見到的還少嗎？根據我?guī)啄甑挠^察，胡適是一個極為矛盾的人物。要說他沒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實。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學術研究不放。一談到他有興趣的學術問題，比如說《水經注》、《紅樓夢》、神會和尚等等，他便眉飛色舞，忘掉了一切，頗有一些書呆子的味道。蔣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沒有脫掉流氓習氣，他實際上是玩胡適于股掌之上?？上Шm對于這一點似乎并不清醒。有一度傳言，蔣介石要讓胡適當總統(tǒng)。連我這個政治幼兒園的小學生也知道，這根本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場地地道道的騙局?？珊m似乎并不這樣想，當時他在北平的時候不多，經常乘飛機來往于北平南京之間，仆仆風塵，極為勞累，他卻似乎樂此不疲。我看他是一個異常聰明的糊涂人，這就是他留給我的總印象。

我現在談兩個小例子。首先談胡適對學生的態(tài)度。我到北大以后，正是解放戰(zhàn)爭激烈地展開、國民黨反動派垂死掙扎的時候。北大學生一向是在政治上得風氣之先的，在反對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方面，也是如此。北大的民主廣場號稱北平城內的“解放區(qū)”。學生經常從這里列隊出發(fā)，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zhàn)。國民黨反動派大肆鎮(zhèn)壓，逮捕學生。從小罵大幫忙的理論來看，現在應當是胡適挺身出來給國民黨幫忙的時候了，是他協助國民黨反動派壓制學生的時候了。但是，據我所知道的，胡適并沒有這樣干，而是張羅著保釋學生，好像有一次他還親自找李宗仁，想利用李的勢力讓學生獲得自由。有的情景是我親眼目睹的，有的是聽到的，恐怕與事實不會相距過遠。

還有一件小事，是我親身經歷的。大約在1948年的秋天，人民解放軍已經對北平形成了一個大包圍圈，蔣介石集團的末日快要來臨了。有一天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胡適，商談什么問題。忽然走進來一個人——我現在忘記是誰了，告訴胡適說，解放區(qū)的廣播電臺昨天夜里有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將來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我們在座的人聽了這個消息，都非常感興趣，都想看一看胡適怎樣反應。只見他聽了以后，既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地平靜，只微笑著說了一句：“他們要我嗎?”短短的五個字道出了他的心聲?？礃幼铀呀浶赜谐芍?，要跟國民黨逃跑。但又不能說他對共產黨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決不會如此鎮(zhèn)定自若，他一定會暴跳如雷，大罵一通，來表示自己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忠誠。我這種推理是不是實事求是呢?我認為是的。

總之，我認為胡適是一位非常復雜的人物，他反對共產主義，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國尺子來衡量，他也不見得贊成國民黨。在政治上，他有時候想下水，但又怕濕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這種矛盾中度過的。他晚年決心回國定居，說明他還是熱愛我們祖國大地的。因此，說他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說他“一生追隨國民黨和蔣介石”，都不符合實際情況。

解放后，我們有過一段極“左”的歷史，對胡適的批判不見得都正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撥亂反正，知人論世，真正的辯證法多了，形而上學、教條主義、似是而非的偽辯證法少了。我覺得，這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不起的轉變。在這種精神的鼓舞下，我為胡適說了上面這一些話，供同志們探討時參考。

1987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