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作為女性的崇拜偶像，電影女明星召喚起了太多的東西：創(chuàng)造性的才能、人類的普遍愿望、經(jīng)濟獨立自主。大眾對這些東西的膜拜和追求成為極其普遍的現(xiàn)象，就算國家社會主義的官方新聞界對此持否定態(tài)度也無濟于事。從對一部電影的研究到對電影明星的關注使我們的分析從單個的敘事文本轉(zhuǎn)入了更廣大的流行文化的研究。杰姬·史黛西（Jackie Stacey）在對好萊塢電影明星的分析中指出了對國家社會主義的電影女明星進行類似研究的可能性。她提出的建議是，對好萊塢電影明星以及電影接受的研究應該集中在女性觀眾和她們與銀幕上女性明星的關系上。杰姬·史黛西經(jīng)常引用的關于觀眾的說法是，她們經(jīng)常與性格較強的女性角色認同，而不管電影情節(jié)所提供的解決辦法是如何不強硬。這導致了早期的評論對這些電影的忽視。杰姬·史黛西所選擇的那些目標觀眾經(jīng)常會對電影中的保守的或父權的情節(jié)內(nèi)容視而不見，而這正是電影情節(jié)中所力圖傳達的。相反，她們對電影敘事中表現(xiàn)女性力量和自我把握命運的內(nèi)容卻非常關注。在將分析的焦點從文本內(nèi)容轉(zhuǎn)移到以觀眾為基礎的電影接受效果的研究的過程中，杰姬·史黛西認為，以上所列舉的關于單個電影敘事的各種因素決定了為什么某些女性觀眾對女明星喜愛有加。一系列的原因--包括一位明星的視覺形象，表演風格，銀幕世界之外的各種生活譬如她的生活方式和各種社會關系等--都影響觀眾的喜愛傾向。杰姬·史黛西背離了仔細的文本研究，而選擇了對基本的觀影實踐的研究，可以說是開啟了一個電影研究的多元化時代。她的研究同樣也容納某種矛盾和含糊的內(nèi)容，這對我的研究有很重大的意義。盡管由于缺乏歷史資料，對于國家社會主義的電影觀眾的觀影感受無法作準確的定論，但我們卻可以對包含在明星話語中的各種不同模式進行分析考察，這也許會得出與杰姬·史黛西的觀眾接受研究一樣的影迷實踐研究。

在男性電影明星中，我們也確實找到了一些被納粹意識形態(tài)所拔高的偉大英雄形象。雄性力量美的英雄被人格化為如漢斯·阿爾貝斯（Hans Albers），卡爾布斯將他看成是德國理想男人的真切表現(xiàn)與概念符碼。奧托·格布爾（Otto Geb　hr）最開始的時候演的是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這個角色--一個被國家社會主義理論家所尊敬的歷史人物，在20年內(nèi)，他總共扮演了16次之多。埃米爾·強寧斯（Emil Jannings）在納粹電影中的角色同樣也是擁有無上權力的威嚴男子；還有韓力基·佐治（Heinrich George），克萊米爾（Kreimeier）認為，在這些人中，韓力基·佐治是最接近國家社會主義者關于“領導型人物或德國民族的鋼鐵般男人的理想形象”的人。但對于這些明星而言，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都是演戲劇出身的性格演員（除了阿爾貝斯），他們沒有出眾的相貌，也不再年輕和有性方面的吸引力等這些對于銀幕偶像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品質(zhì)。除此之外，電影故事中對于浪漫愛情場面的講述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們不具備成為異性投射情感的對象。艾力克·倫奇勒爭辯說：“納粹并不創(chuàng)造西格弗里德（Siegfried）那樣的超人形象，納粹的天才電影創(chuàng)造了一種不被情感干擾的偉大人物，他們被定位在猶太種族的道德敵人的地位上。他們感情的形成更多是來自于消極的形象而不是完美的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