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號房間的門關得很嚴實，用兩英寸寬的云母片打不開，再配上畫家用的那種彈力的調色刀，才終于把彈簧鎖的鎖芯頂開。牧師只是下樓吃午飯，護照就放在旁邊的桌上。豺狼回到走廊上時，前后還不到三十秒。他沒有動牧師的支票夾，這是為了讓有關機構在沒有偷竊證據的情況下，說服這個丹麥人，他只是把他的護照忘在什么地方了。事后證明也的確是這樣。丹麥人又花了很久才喝完他的咖啡，而英國人早就走遠了。下午晚些時候，牧師告訴酒店經理，他的護照不見了。經理在房間里找了一遍，向丹麥人指出，他所有的東西都完好無損，包括他裝旅行支票的錢包。他從這些方面判斷并勸說這位不知所措的客人，不用叫警察來酒店，他肯定是把他護照掉在旅途中的什么地方了。丹麥人很好說話，在異國他鄉(xiāng)也人生地不熟，所以盡管他并不不以為然，還是同意了經理的說法。于是第二天，他向丹麥領事館提出護照掛失，領事館給他簽發(fā)了一張可以在倫敦停留兩周的旅行通行證。之后他就再也不去想這件事了。領事館簽發(fā)這份旅行通行證的工作人員用“哥本哈根，佩爾·詹森牧師”的名字為這份遺失的護照建了檔，然后也沒再管了。這一天是7月14日。

兩天以后，一個從美國紐約州錫拉丘茲 來的學生也遭遇了類似經歷。他從紐約飛到倫敦，在機場大樓的美國捷運柜臺用護照兌換他的第一張旅行支票。換好后，他把錢放進上衣內側的口袋，把護照放在一個有拉鏈的小袋里，塞進了他的皮質手包。幾分鐘后，為了招呼搬運工人，他把手包放下了一會兒，三秒鐘后包就不見了。起初他責怪搬運工，搬運工把他領到泛美航空公司問訊處，問訊處又讓他去找最近的負責機場安全事務的警察。后者把他帶到辦公室，他在那里向警官講述了自己的遭遇。

一番調查后，排除了其他乘客誤拿的可能。這件事被作為蓄意盜竊記錄在案。

對于公共場合發(fā)生的這種盜包行為，警官向他道歉并表示遺憾。還向他介紹了機場當局為控制針對國外旅客的盜竊所采取的預防措施。他還大方地承認，他的一個朋友在紐約的中央火車站也遇到過類似的被盜事件。

這份報告后來按常規(guī)被轉往倫敦各警局，報告里對失竊的手提包、里面的物品、證件以及小袋內的護照都進行了描述。幾周之后，手包及其內物品都沒有找到的跡象，這件案子最終歸了檔，從此杳無音信。

與此同時，馬蒂·舒爾勃格前往格羅夫諾廣場的領事館，申報自己護照遺失，然后拿到了一張旅行證明，這樣他就可以和他的“交換生” 女友在蘇格蘭高地度過一個月的假期后返回美國了。領事館對遺失護照也做了登記，并向華盛頓的國務院做了匯報。但兩個機構隨后就把這個事拋諸腦后了。

在倫敦機場的兩個國際航班到港大樓里，究竟有多少旅客走出機艙、步下舷梯時被那個雙筒望遠鏡在·望臺掃描過，現(xiàn)在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了。盡管這兩個丟失了護照的人年齡不同，卻有一些共性。他們都差不多六英尺高，寬肩膀，身材修長，藍眼珠，相貌和那個一聲不吭跟蹤他們并行竊的英國人非常接近。不同的是，詹斯牧師48歲，灰頭發(fā)，戴金邊眼鏡，馬蒂·舒爾勃格25歲，栗色頭發(fā)，一天到晚戴著一副高檔的寬邊眼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