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那樣，從九月到十一月初，我等著自己想開，對彼得的前女友不再嫉恨。我在那個中學教英文教得痛苦死了，天天在報上找我的“理想職業(yè)”。雖然我的開支不大，但物價飛漲，還是入不敷出。商人們開始大發(fā)戰(zhàn)爭財，囤積糧食，囤積棉紗棉布，什么都囤。到處看見搶購東西的人群。我上班的學校外面有一個米店，夜里人們讓小凳小椅子石頭磚頭替他們排隊，天不亮這些凳子椅子磚頭全變成了人，有的磚石或凳子在夜里給做了手腳，次序大大地變更了，這就是一場流血惡斗的起因。學校教員常常在上課前毫無斯文地搶米，進了教室再為人師表。某天幾個教員誤課，因為他們搶購回來的大米摻沙子摻得不像話，他們找米店老板換米或者退錢，結果被米店雇的地痞打傷了。

我這天突然出現在父親的書桌邊。他去圖書館的時間我已經掐得很準：每星期五上午，他總是去圖書館恢復一下單身漢的清靜日子。這一天他也把自己恢復成一個學者和憂患意識很重的知識分子，讀過去一個星期的《紐約時報》和《華爾街報》，再瀏覽一下《泰晤士報》和《讀賣新聞》。他得找到自己在這個創(chuàng)傷累累的地球上的定位。每隔一個禮拜重新找一次，因為每個禮拜都可能有新的戰(zhàn)爭版圖。

我到這里來找他很好，他不是那個大嗓門的、大而化之的歸國教授，他是脆弱、敏感，甚至有些厭世的真實自己。

我前面講過，我們父女都有別人不認識的一個方面，這個方面只有父女面對面時才活過來。一旦我和父親以我們血緣中特有的面目出現，一切都盡在不言中。沒有比那種理解、原諒、接受更徹底了。冒犯還沒出現，就已經被原諒了，不管我一生還有多少歧路要走，我爸爸這個時候看著我，全部提前接受。他正是這樣向我轉過臉的。

父親說：你瘦了，妹妹。

這是兩三個月來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上次見他還是八月初。他的生日是八月二號。我大概在八月三號或四號（記不清具體哪一天）神出鬼沒地回到家，給他送了一塊“凱斯林”的蛋糕和祝壽語。

還好。我說。我每頓飯都是胡亂在小攤上吃碗陽春面或小餛飩，所以站在父親眼前的，就是攤販們克扣斤兩的后果。

父親說假如冷的話，他回去從家里給我拿些冬天的衣服出來。然后他問我，第二天是否有空。我看著父親。他胡子拉碴，不修邊幅，這一天他恢復成了中年光棍。他追問我是否能和他一起吃午飯。

我們都知道我不能回家的原因。從醫(yī)院出逃后，凱瑟琳大大光火，真的成了個惡毒的小后媽，說我如何的自私，偏要和日本人胡鬧，把父親和她也牽連進去。在我為父親道賀生日那天晚上，小后媽的嘴臉可是夠瞧的。她說要么我就遵守與日本人的諾言馬上離境，要么就跟家里一刀兩斷。家成她的了。

父親又問我到底住在什么地方。我說是個很差的地方。他說，好啊，連我也不能得到地址。我告訴他，對我的行蹤知道得少些是為了他好，知道了他又會來找上門。我知道父親肯定會一次次往那個地址跑。那就真讓凱瑟琳說中了，我在連累他們。

父親把桌面上的報紙夾子合上。紙張“刺啦啦”作響，跟凝固的寂靜發(fā)生刺耳的摩擦。他拿下一摞《華爾街報》，“刺啦啦”地一張張翻閱。我敢肯定，他心里“刺啦啦”翻得更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