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電視媒體和執(zhí)政聯(lián)盟公明黨的過度依存是小泉政治的另一個特征。就前者來說，靠電視的巨大影響力來維持政治家的高人氣指數(shù)，導致了自民黨利權構造的瓦解，“族議員”勢力也受到牽制。但其潛在的副作用也相當明顯：對于小泉這種天生具有明星氣質，且不乏駕馭鏡頭能力的首相來說尚不可怕，但對于今后的首相來說，很難說不會被電視控制；就后者而言，自民黨與公明黨并非一種單純的聯(lián)立，而是呈現(xiàn)一種每一名自民黨議員都或多或少地被公明黨和創(chuàng)價學會勢力滲透的不自然形態(tài)。事實上，被“改寫”的恰恰是自民黨。

行政體制改革是小泉力倡的“構造改革”的一環(huán)，旨在清算自民黨“1955年體制”，實現(xiàn)“小政府，大社會”的愿景。對于這個注定會觸及社會既得利益層的改革，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的橋本政權，曾有過淺嘗輒止的嘗試，但觸動不大，無疾而終。而真正終結“1955年體制”的，無疑是小泉。他先后三次改組內閣，大力推進省廳改革、道路公團民營化改革、“三位一體”改革，并最終確定了重中之重的郵政民營化改革的方向。小泉內閣五年，日本的政府規(guī)模從2001年的22個省廳減少到目前的12個；僅郵政改革一項，就一舉削減了40萬名政府雇員，“小政府”呼之欲出。

經(jīng)濟改革是令人眼花繚亂的“構造改革”的華彩樂章。在日本戰(zhàn)后史上，恐怕沒有一個政權像小泉政府那樣從政治上自覺弘揚，并始終如一地貫徹新自由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價值理念。倡導“沒有構造改革，便沒有成長”的小泉，上臺伊始，就破例把新自由主義經(jīng)濟學者竹中平藏拉進內閣，開民間人士入閣之先河。

從公共事業(yè)經(jīng)費削減入手，到抑制新發(fā)國債額度、實施“金融再生計劃”、為“主銀行制”松綁……一直到郵政民營化改革，小泉五年半的改革被日本媒體形容為“光影交錯”的歲月。其成效有目共睹：泡沫經(jīng)濟時期的巨額不良債券基本得到清理；股價從日元（2001年4月26日）上升到日元（2006年9月22日）；完全失業(yè)率從（2001年4月）下降為（2006年7月）；日本央行執(zhí)行了六年的零利率政策終結，走出通縮已開始讀秒……當日本的經(jīng)濟復蘇持續(xù)了52個月之后，已經(jīng)沒人懷疑其下一輪的增長。

但改革的代價和副作用是沉重的：作為小泉改革的“負面遺產(chǎn)”，貧富差問題，已然成為世人詬病的焦點，某種程度上，也在抵消著小泉改革的“正面遺產(chǎn)”。日本從“一億中流”的平富天堂，到所謂“下流社會”（日本評論家三浦展的同名著作）的出現(xiàn)；從提倡“終身雇傭”，到“NEET族”（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的激增……日本正在從“最成功的共產(chǎn)主義國家”（美《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沃爾特?穆斯伯格語）迅速演變?yōu)橐粋€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連OECD（經(jīng)濟合作發(fā)展組織）最近都對其急劇拉大的基尼系數(shù)發(fā)出了預警。

盡管小泉嘴上說“從來不認為貧富差是問題”，但無論是安倍內閣，還是最大在野黨民主黨，都已經(jīng)將其作為最優(yōu)先課題加以檢討，足見其對日本社會震蕩之深遠。

外交：小泉政權的“污點”

毋庸置疑，小泉外交問題多多，這也是日本國內輿論和國際社會指責的焦點。在這個問題上，筆者向來主張就事論事，不因人廢言、廢行。

首先，對日本國民來說，小泉政權的對美外交，功莫大焉。作為日本戰(zhàn)后最親美的政府，小泉自始至終把日美關系定位為重中之重，支柱中的支柱。但就其發(fā)展日美關系的出發(fā)點而言，似乎與半個世紀前參與日美安保條約制定的前輩政治家有所不同。宥于歷史原因，吉田茂時代的日本政治掌舵者，在此問題上的發(fā)言權、影響力極其有限，他們腦子里只有“主權換安保”的樸素的戰(zhàn)略主張。但小泉不同，作為泡沫經(jīng)濟后轉型期日本的領導者，他有很強的要在21世紀讓日本實現(xiàn)成為“普通國家”的戰(zhàn)略目標的使命感及面向此國家戰(zhàn)略時的焦慮。為此，小泉所能想到的最大資源就是日美同盟。

出于如此的戰(zhàn)略和內心需要，小泉傾國力推進日美關系――有時甚至不惜借個人感情來促成、維系兩國關系的“蜜月”――終于在謝幕前夕，將雙邊關系提升為所謂日美“全球同盟”的“最高境界”。日本則在這棵大樹的蔭護下，不僅把陸海空自衛(wèi)隊派到了海外的沙場，進而還將從法律上徹底擺脫戰(zhàn)后的桎梏，成為可以坦然獨步國際社會的“負責任的普通國家”。畢竟，解鈴還須系鈴人――被美國強加的憲法，要動也繞不開與華盛頓的溝通、“調整”。從這個意義上說，日美同盟的強化，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

其次，2002年底親赴平壤，本想打開朝日邦交正?；箝T的小泉，在綁架日人問題上遭遇了國內輿論的民意瓶頸，對朝外交一籌莫展。加上朝核危機日益深刻，兩國關系已從膠著走向凍結。但盡管如此，小泉直到最后都未曾放棄對話的努力，最終發(fā)動對朝經(jīng)濟制裁，實現(xiàn)從“對話”向“壓力”的政策轉變的，事實上是對朝強硬派安倍。

至于其在對中、韓外交上的“污點”，最好還是交給歷史和日本人民去審判吧。好在，大和民族似乎很少用完人標準來苛求政治家：因洛克希德事件①而失足的田中角榮是不折不扣的“經(jīng)濟犯罪”分子，但依然不妨礙其成為戰(zhàn)后最偉大的宰相之一。

歷史證明，日本國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在戰(zhàn)后重要歷史關頭推出的政治掌舵者絕少浪漫情懷，都是不折不扣、極端務實的現(xiàn)實主義者。尤其是小泉，這個被稱為“怪人”的獨身男人，甚至好像并不貪戀權力，在功成名就、支持率居高不下之時全身而退，留下了一個近乎完美的背影?；仡櫲毡緫?zhàn)后史，似乎還沒有如此“退陣”的首相――在淡出權力視野的時候，卻似乎為再起東山做好了一切準備。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