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yī)院和后來回到家里，姬蓮給我讀了充滿希望和快樂的信件和手機短信，它們有的來自家人、朋友和律師事務所的同事，有的來自我華盛頓那幾年的朋友，還有其他人，包括比爾和希拉里·克林頓、阿爾·戈爾、內布拉斯加州的前國會議員鮑勃·凱瑞，等等。在醫(yī)院分娩的產婦給我寫信說道：“你在紐約是內布拉斯加的領頭羊，我們需要你回到原來的位置。” 如果歷史學家看到這封來自赫魯曉夫的孫女的友好來信時，他們能說什么呢？我的哥哥羅伯特發(fā)給我來自《體育晨報》的一篇關于先前丹麥自行車比賽的報道，標題為《這些年來索倫森仍騎腳踏車》。家人和朋友們的支持使情況扭轉了。

我忍不住想起1954年的秋天，那時肯尼迪背部疼痛，手拄拐杖，他非但沒有放棄，還做了重大的脊椎手術?？紤]到身體的其他疾病，他很清楚這可能會有生命危險。面對我中風的結果，我的家人和好友沒有一個向絕望屈服——相反，他們充滿了希望和勇氣。

姬蓮知道希望是最好的藥物，她向我保證在我出院之后，會回到龐德里奇的家中修養(yǎng)恢復。在那里，我開始簡單地走動。起初很慢、很小心，后來去游泳，再后來接受朋友和他們家人的拜訪。我還拜訪了我勇敢的鄰居，《超人》的扮演者克里斯托弗·里夫。一次騎車事故使他的脊椎受傷，他最終無法行動只能坐在輪椅上。盡管他的情形如此，他的精神境界卻很高。他對干細胞及其他醫(yī)學研究的造詣很深，甚至他每天練習的養(yǎng)生法都是如此鼓舞人心，于是我決心不讓自己由于體力限制而虛度我生命中最后的篇章。

從龐德里奇回到紐約后，我的身體恢復得很慢。一周周過去，可我的身體還是很疼。我終日待在家里，時間從2001年跨進2002年，我仍然不能看清東西。我逐漸變得自暴自棄。十幾年前，我的朋友霍華德·塞繆爾——一個失敗的民主黨政治家，在一次政治宴會上坐在我旁邊，他甚至都沒受到邀請。席間他悶悶不樂地說，他已經不能再參加游行了?，F(xiàn)在我終于感同身受，但我最終決定不再做一個臥病在家的病人，有許多游行我仍然是可以參與其中的。我開始到外面行走，到我的辦公室，到我醫(yī)生的辦公室。我去西奈山醫(yī)院做定期復健，然后再從那里走兩英里半的路回家。即使我的家庭護理說她不允許我走出她的視線，但她又不能走那么遠的路。毫無疑問，她疼痛的雙腳促使她早早便轉去看護其他病人。不久，我重新開始了長時間的行走練習，徒步去赴所有的約會和會議。

近幾年，我已經能勉強地躲過汽車和自行車，但偶爾還是會撞到行人。我就像《欲望號街車》的女主角一樣，“依賴陌生人的好心”，我也依賴我對路線的熟悉。當我看到一個總是混亂的世界時，我只能依賴我對路線的熟悉。我發(fā)現(xiàn)我很難看到紅燈，馬路邊總是很遠，人行道好像被建筑物、行人和流浪的孩子堵住了。我提醒律師同事們那些我們在法律學校學習過的“行人法則”，我告訴他們：“你一定沒有見過真正謹慎的人，除非你見過我過紐約大街?！?/p>

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有奇跡發(fā)生，突然從痛苦的深淵重新走進明媚陽光里，沒有戲劇性的蘇醒，沒有靈丹妙藥，也沒有不期而至的驚喜瞬間。這是一個漫長又漸進的過程，我當時并沒有意識到那么多的細微變化。即使我當時對一些治療存有質疑，但它們奏效了。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很抱歉將我的大多數(shù)時間都耗費在身體的護理上。遺憾的是，中風還是影響了我這5年的生活，我對近幾年的事情做了許多規(guī)劃，哪件做完接著哪件的計劃非常清晰。對我來說，每當一個新的7月20日到來時，我仍健在，尤其當我想起中風之后發(fā)燒有多高時，我就算完成了使命。那時多活6天都讓人覺得難以置信，更別說6年。所有的這一切，全都是我親愛的家人、朋友和一支高級的值得信任的醫(yī)療隊伍的功勞。

中風之后，大多數(shù)人斷言我豐富多彩的日子已經結束。1960年到1961年總統(tǒng)換屆過渡期間，我建議肯尼迪不要在7月20日之前干涉白宮的決議，即使前一任的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是一名“投機”總統(tǒng)，但他仍舊是總統(tǒng)，在他離開位置之前，他仍舊擁有總統(tǒng)的所有權力。只要我還有生活的權力，我就告訴我自己，我要運用自己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