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各路滇黔軍隊開始磨磨蹭蹭、跌跌撞撞地向成都進發(fā)時，困守皇城督署的戴戡已經(jīng)撐不住了。

劉存厚對滇軍即將發(fā)起的援戴行動深為忌憚，尤恐陷入內(nèi)外兩線同時作戰(zhàn)的不利勢態(tài)，因而在包圍皇城后，便一再發(fā)起猛攻，力圖盡快解決戰(zhàn)斗。

劉軍以參謀長汪可權(quán)為攻城總指揮，于14日上午實施爆破，轟垮皇城部分城墻，繼之以敢死隊沖鋒。但黔軍亦組織兵力拼死抵御，以白刃格斗將川軍敢死隊趕出。

正在劉軍一籌莫展之際，炮兵團團長、云南講武堂第一期炮科出身的賴心輝卻立下一功。在他的建議下，劉軍集中全師四十余門火炮猛轟皇城。川軍炮擊將黔軍彈藥庫摧毀，爆炸持續(xù)一天一夜。黔軍經(jīng)此一擊后，糧彈兩缺，援軍不至，已到山窮水盡地步。

戴戡驚懼之下，只得請曾在劉存厚部任旅長的警察廳長雷飆出面居間調(diào)停。他表示只要川軍肯?；?，自己愿意交出督軍、省長、會辦等三顆印信，并率黔軍退出成都。而劉存厚為迅速瓦解皇城內(nèi)黔軍的抵抗，以免遭到來援滇軍的兩面夾擊，也詭稱同意。

7月17日，戴戡交出大印，統(tǒng)率全部黔軍退出皇城，經(jīng)三橋、紅照壁、南大街退出成都南門。

至此，共計歷時十三晝夜的戴、劉成都之戰(zhàn)，始告一段落。

不過黔軍的磨難，這才剛剛開始。

早在川黔兩軍在成都城內(nèi)交火的次日，劉存厚便已抽調(diào)舒云衢旅之鄧錫侯團，馳赴龍泉驛之山泉鋪一帶布防。劉存厚意圖有二：一來可以阻擊自東大道資陽、簡陽方向，或自西南仁壽方向來援的滇軍；另一方面，也可以堵截自成都潰逃的黔軍，不使漏網(wǎng)。

本著以上目的，鄧錫侯進抵龍泉驛后，便派出大批便衣偵探向以上三個方向搜索，團主力則控制于山泉鋪附近待機——故這批自成都倉皇潰逃出來的黔軍殘部，正好一頭撞進鄧錫侯精心編織的大網(wǎng)中。

鄧團所屬的何繩武連，在華陽、簡陽交界處的百合寺鷂子壩一帶守株待兔，結(jié)果等來了一群大兔子——黔軍逃出成都后，參謀長張承禮、財政廳長黃大暹、警察廳長雷飆等人便與戴戡分道，帶著衛(wèi)兵數(shù)十人單獨行動。他們到此休息時，遭到何連突襲，諸人倉皇越墻而逃，張被當場擊斃，黃大暹被拿獲，僅雷飆一人僥幸逃脫。

關(guān)于黃大暹的下落，當事人鄧錫侯回憶稱當場擊斃，但這個說法頗有隱情。羅佩金在1917年7月17日的電文中向中央轉(zhuǎn)述雷飆的證詞稱：“……警務(wù)處長雷飆，督署參謀長張承禮，財政廳長黃大暹諸人避難出城，在賈家場（事發(fā)地點羅佩金和鄧錫侯敘述不同，但鄧既為土著，又系當事主官，故其回憶應(yīng)更為準確）被逆軍圍擊。雷幸脫險，奔至資陽。張不知下落。黃被拿獲，至茶店子（在龍泉驛）慘遭殺害，割肝充飪，其眷屬受逆軍奸淫奇辱，無所不至。逆軍殘忍，雖流賊盜寇，無以過之，合電奉聞?！?/p>

據(jù)說，乃是黃財神隨身攜帶的大批浚川源銀行鈔票，為其招致了殺身之禍。

黃字孟曦，四川永川人，日本東京帝國大學(xué)出身，曾任財政部次長，乃是梁啟超派入四川的重要干部。《四川軍閥史料》第一輯中，今尚存其于1917年3月中提交全國財政會議議案及呈四川省長文，條理清晰、剖析中的，頗不乏憂國憂民之心，端是人才難得。然亂世之中，性命竟如草芥，亦屬可悲。其曾孫輩今為體壇名嘴，講解亦以條理清晰、激情四溢聞名，大有乃祖之風(fē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