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等黨政軍機關已遷至武漢，周恩來住進中共中央長江局駐地。當時，中共長江局大樓內住有兩名中將，即周恩來和葉劍英（十八集團軍參謀長），還有四個高級參謀即李濤、聶鶴亭、張經武、邊章五。時任長江局書記的王明曾口占一對聯(lián)：“一門兩中將，三樓四參謀”。

另外，受國民政府之邀，郭沫若于1937年9月出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軍銜少將。葉淺予在回憶錄中寫道：“1938年我在武漢參加郭沫若的軍委政治部第三廳，我的軍銜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漢都是少將。”也有不少資料說郭沫若此時的軍銜是中將。

抗戰(zhàn)初期，為了與國民黨軍打交道方便，在蔣管區(qū)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也戴過軍銜。如1939年6月12日“平江慘案”中被國民黨軍殺害的新四軍平江通訊處主任涂正坤、副官羅梓銘，軍銜分別為上校和少校。

在抗戰(zhàn)期間，還有一位外國女性獲得了八路軍的軍銜。她名叫王安娜，是一位法國哲學博士。年輕時，她積極參加反對希特勒法西斯行為的斗爭，不畏強暴，為此曾兩次被捕入獄。后來，她和一個在德國從事革命活動的中國共產黨人結了婚，并雙雙來到中國，參加中國的抗戰(zhàn)斗爭。1939年4月，周恩來同志親自任命王安娜女士為八路軍少校，負責從重慶到貴陽這一條八路軍接受國際紅十字會醫(yī)藥品和補給物資的“紅色交通線”。王安娜在抗日斗爭中勇敢機智，為中國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她是我軍歷史上第一位獲得軍銜的外國女性。

三、抗戰(zhàn)初期我軍醞釀實行軍銜制度

抗日戰(zhàn)爭初期，1937年8月1日，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形成、中國工農紅軍即將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之際，紅軍總政治部在《關于新階段的部隊政治工作的決定》中指出：“紅軍的改編在某些制度上有了原則上的改變（如采用官階制度等）?！彼^“官階制度”就是當時軍銜制的稱謂。1939年4月1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致電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并中央書記處，詢問“干部之等級可否行施規(guī)定”，提出“部隊日益擴大，正規(guī)軍各種制度亟待解決。擬照國民革命軍編制區(qū)分，規(guī)定部隊中各級干部之等級（三等九級制），這可興奮干部，職責分明，于我軍傳統(tǒng)亦無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