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東方研究所，研究的是兩河和埃及，使我對于猶太教、基督教兩個傳統(tǒng)的源頭有所了解。我在社會學里的功課尤其集中在中古晚期的歐洲城市，讓我理解到中古轉(zhuǎn)變到現(xiàn)在的過程，以及歐洲那個時候的城鄉(xiāng)關(guān)系，統(tǒng)治者和人民的關(guān)系，教會和社會的關(guān)系，這些學習幫助我理解到，轉(zhuǎn)換現(xiàn)代最主要的關(guān)口——啟蒙運動，究竟意義何在。反過來，對我治中國歷史有很大的幫助。

我的博士論文是寫《春秋時代的社會變動》?！蹲髠鳌防锏娜宋?，找出每個人來龍去脈，對年代、家世、戰(zhàn)爭作統(tǒng)計。博士論文答辯是芝加哥大學的特色。那時候我們答辯要在校門口布告欄公布出來，任何人可以去考你，這是歐洲的規(guī)矩。

我在抗戰(zhàn)時期的生活，幫助我理解中國，而且奠定了我對農(nóng)村、內(nèi)地的一些直接印象的理解。我在輔仁中學的教育，補足了我本來就缺少的東西，打了起碼的基礎。在臺大七年的日子使我走向了歷史研究，尤其是因為有幾個老師不同的研究方向與研究方法，我可以有所選擇也可以有所調(diào)和。老師們對我的教導，對我的愛護，給了我方向，我終身感激。

我住在神學院的宿舍里、住在醫(yī)院里，參加民權(quán)運動，使我對于美國的民間、一般人的信仰、現(xiàn)代文化的基礎、文化的羈絆如何轉(zhuǎn)變?yōu)槿粘Ｉ罾锏男袨楹鸵?guī)范，有了一些觀察。這種觀察是一般書上看不見的。這是我一生中的機緣巧合，看見一般留學生涯純粹在課堂、圖書館沒有的東西。

門外的世界

我想，留學是很重要的，因為給你開了門戶，讓你理解外面一個世界，另外一種文化，也讓你接觸另外一種思考方式，最重要的就是突破中國中心論。但是，也要看你在哪里留學，學的學科是什么。如果純粹是去跟他們學漢學，或者是跟China Watcher——觀察中國者當助理，替他們找中國材料，這樣的學習，看不見世界的另外一面，只能見到你知道的一面，吸收不到新的東西。如果為了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拿到學位，純粹寫老師交代的文章，也沒意思。我們看國內(nèi)很多人到英國去，一年就讀了學位，觀察中國者只要取得你的資料，不在乎給你學位。學完，除了名片上多個名號，實際上沒有得到東西。

我在臺灣大學讀書時，因為考古是和人類學系一塊，要讀若干理論，比如凌純聲先生、李濟之先生寫的人類學、民族學著作。我讀一些已翻譯成中文或者英文的法國古典的民族學著作。在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圖書館有一套史密森博物館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調(diào)查報告，共四五十本。寫學科研究報告的時候，我也挑了題目，比如婚姻制度、男女的相對關(guān)系。為了寫幾篇讀書報告，我把印第安人基本的情況，不能說摸得很徹底，大概摸了一遍，所以這跟一般歷史系純粹讀中文古書又不一樣。

到了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基本上是考古研究所，做的工作是直接到地點去發(fā)掘。我們東方研究博物館等于是一個考古博物館，有許多重要的文物。有一頭石刻的牛，比一般的房子還高，厚度比桌子還厚，這是一個浮雕，切割成一塊塊帶回來，重新拼湊。還有二十來具木乃伊。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兩河和埃及已經(jīng)是很豐富的考古源地。更往回追溯，拿破侖的時代，已經(jīng)興起了埃及學，歐洲有很長的埃及學的傳統(tǒng)，美國晚起，后來趕上，所以在埃及河沿有工作站。在20世紀初，美國剛剛興盛的時候，就有學者開始在埃及工作。在二戰(zhàn)以后，德國一批研究兩河和埃及的猶太學者搬到那兒去，因為希特勒把他們趕出來了。他們的主要工作任務是編一本《楔形文字大字典》，這個工作編到現(xiàn)在，三代的學者參與，剛剛才完成了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