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讀過陳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經(jīng)發(fā)表的著作，旁聽過他的“佛經(jīng)翻譯文學”，從而種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種子。在當了或濫竽了一年國文教員之后，由于一個天上掉下來的機遇，我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正在我入學后的第二個學期，瓦爾特?施米特先生調(diào)到哥廷根大學任印度學的講座教授。當我在教務(wù)處前看到他開基礎(chǔ)梵文的通告時，我喜極欲狂?！疤て畦F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彪y道這不是天賜的機遇嗎？最初兩個學期，選修梵文的只有我一個外國學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誤，而且備課充分，講解細致。威儀儼然，一絲不茍。幾乎是我一個學生壟斷課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見。二戰(zhàn)爆發(fā)，瓦爾特·施米特先生被征從軍。已經(jīng)退休的原印度學講座教授西克，雖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講臺，教的依然是我一個中國學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訴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絕招全傳授給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傳》，還有他費了二十年的時間才解讀了的吐火羅文，在吐火羅文研究領(lǐng)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權(quán)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種外語早已塞滿了我那渺小的腦袋瓜，我并不想再塞進吐火羅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訴我的是他的決定，一點征求意見的意思都沒有。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謹遵命?，F(xiàn)在回憶起來，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過課，天已近黃昏，積雪白皚皚地擁滿十里長街。雪厚路滑，天空陰暗，地閃雪光，路上闃靜無人，我攙扶著老爺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沒有見過自己的祖父，現(xiàn)在我真覺得，我身邊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為了學術(shù)，不惜衰朽殘年，不顧自己的健康，想把衣缽傳給我這個異國青年。此時我心中思緒翻騰，感激與溫暖并在，擔心與愛憐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戰(zhàn)期間，我被困德國，一待就是十年。二戰(zhàn)結(jié)束后，聽說寅恪先生正在英國就醫(yī)，我連忙給他寫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發(fā)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集刊上用德文寫成的論文，向他匯報我十年學習的成績。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問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為全國最高學府，名揚全球；但是，門坎一向極高，等閑難得進入?，F(xiàn)在竟有一個天賜的機遇落到我頭上來，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薦給了當時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學術(shù)界有極高的聲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領(lǐng)導立即接受。于是我這個三十多歲的毛頭小伙子，在國內(nèi)學術(shù)界尚無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北大的大門。唐代中了進士，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我雖然沒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心中有點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嗎？

在此后的三年內(nèi)，我在適之先生和錫予（湯用彤）先生領(lǐng)導下學習和工作，度過了一段畢生難忘的歲月。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shù)輩分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里的狹窄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guī)缀跏浅？?。作為系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匯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shù)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shù)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么人都是笑容滿面，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面的機會。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后輩，在他面前，決沒有什么局促之感，經(jīng)常如坐春風中。

適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決不老氣橫秋，而是活潑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難忘。有一次召開教授會，楊振聲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貴的古畫，為了想讓大家共同欣賞，他把畫帶到了會上，打開鋪在一張極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嘖嘖稱贊。這時適之先生忽然站了起來，走到桌前，把畫卷了起來，做納入袖中狀，引得滿堂大笑，喜氣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