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孔子這樣一位充滿智慧的人，為什么如此強調孝道？從我們討論過的《子路》中孔子和葉公關于“其父攘羊”的對話可以看出，孔子對于孝道所帶來的公共秩序的難題和道德困境并非沒有意識。我們這些沒有經(jīng)歷他的時代的人，必須設身處地，給他最充足的正當理由（即英文中所謂的the benefit of the doubt）。在我看來，他在當時的社會轉型中，感到的最大壓力是：通過諸侯之間的互相兼并，由赤裸裸的權力理性操縱的背對背的社會，日益替代了建立在家族血緣之上的面對面的小共同體。通過權力理性來實現(xiàn)一個人的貪欲、進而把其他人的生命當成這一個最高權力的工具，和在禮讓原則的約束下、維持小社區(qū)內的親情、給每個人以自我完善的自由，這兩種社會哪一個更理想？當然是后者。孔子選擇了孝道，是把人性置于權力理性之上。在這一最大的問題上，他并不糊涂。

但是，他沒有充分意識到，在一個好的制度中，權力理性是可以制約的，絕對權力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社會從面對面的小社區(qū)過渡到背對背的大世界，則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樣的大世界中所產生的公共秩序問題，絕非小社區(qū)中基于家庭感情的倫理所能解釋和解決。其實，奠定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克里斯提尼，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當時的雅典，正走向一個背對背的大城邦。但是，人們對家族的忠誠，還是高于對城邦的忠誠。這樣，城邦政治只能是大家族之間的私斗。所以他設計的民主制度，通過選區(qū)的劃分，把家族的勢力范圍打亂，使人無法通過家族關系實現(xiàn)自己的利益，最終確立了平等的公民對城邦的認同。孔子的政治想象力，似乎跳不出家庭關系的限制?！墩撜Z》中也很少提到和雅典公民身份最接近的“國人”的政治角色。他繞開了“國人”之間的關系，以及從這種關系中可能生成的新的公共秩序，試圖把孝道延伸到政治中。這等于強化了個人沒有選擇權利的等級秩序、淡化了陌生人之間的紐帶，當然大投后來君主專制的胃口。任何專制主義都希望人們保持著強烈的等級觀念，放棄自己的選擇權利，成為被動的政治人。專制秩序也要求被統(tǒng)治者割斷彼此之間的紐帶，這樣就無法聯(lián)合起來反抗專制的權威。所有這些，恐怕都是孔子所意想不到的。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所謂西方文化重個人，中國文化重群體等等，是個似是而非的觀念。在古希臘，個人必須在政治體中界定。脫離了城邦無所謂個人，城邦永遠高于個人。這比起以家庭來界定個人的中國文化來，“群體”的單位更大。所以，從公共秩序的角度說，中國人相當自由。你除了家庭利益外，幾乎可以什么都不管。在中國的大街上，人們見死不救，甚至圍觀看熱鬧，自由得很，但是在美國的許多地方，見死不救就犯法了，因為公共秩序和責任高于你的個人自由。說西方人不重視家庭更是荒唐。不久前，我在波士頓附近的家門口看見一輛私人車上寫著一行長長的標語：“從一百年后的角度看，你今天開什么車無關緊要，你掙多少錢也無關緊要。有關緊要的是你怎么培養(yǎng)孩子?！边@也就是說，你怎么培養(yǎng)孩子，關系到百年后我們有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你生命的價值，不在于你給自己帶來了多少舒適，而在于你對人類共同體的貢獻。這難道不是家庭價值嗎？所不同的是，西方人從人類共同體的公共秩序來界定家庭價值，儒家傳統(tǒng)則以家庭價值來界定人類的公共秩序。一個是公，一個是私。說中國人自私，并非沒有文化的根據(jù)。

簡單地總結，可以說，儒家的思想中有憲政的潛力，孔子至少比生活在憲政時代的錢穆離憲政更近?？鬃拥谋瘎?，在于他的學說后來被君主專制的意識形態(tài)所利用。但是，他之所以被利用，也說明他的學說本身提供了可以被利用的東西。對此，孔子本人并非沒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