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揆”在農村還是根深蒂固，最后成為老百姓“鬧事”（即所謂“群體事件”）的主要形式。比如一個村子冒死越級投訴，即“越訴”，相當于現(xiàn)在中國的“上訪”，在當時屬于違法的。更不用說這種“越訴”常常伴有暴力行為。村民知道官府要懲罰，就在訴狀上按“一揆”的文書樣式，大家圍著大圓圈簽字。官府于是找不出頭領，也只有法不制眾了。甚至在江戶時代前的中世末期，村里公共集會和講演乃至攜帶武器的權利就很發(fā)達了。農村的這種平等精神和組織結構，在明治時期是自由民權運動的基礎，至今仍然被視為是日本民主的草根資源。二戰(zhàn)后日本占了個便宜，因為美軍占領，白揀了個民主。但是，看看現(xiàn)在的世界，被美軍占過的地方有幾個能發(fā)展出成熟的民主制度？看來，日本還是有“一揆”這樣的本土資源，使民主制度順理成章地確立。

相比之下，中國這兩千多年，皇權不斷擴張，官僚機構的手越伸越長，民間的草根組織無從發(fā)展。我研究中日歷史就深有感觸：研究中國史，比如清朝，中央檔案汗牛充棟，說明上面的官僚機構復雜，必須靠文件才能運轉。但到了縣以下，幾乎什么檔案文書都沒有，說明那里沒有什么像樣的組織結構，根本不用文獻。再看江戶的日本，幕府的“中央”文獻也許趕不上我們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東西氣派，但村文書異常豐富，甚至農民的小本經營也有詳細的帳本。這說明人家一個小小的村子，機構復雜，非得有文件不能運轉。要知道，政治架構是必須有等級才能運轉的，連最民主的社會也是如此。但社會關系可以以平等的概念來規(guī)定。我們這里的資源，都被吸進政治架構，即從村子里被吸到中央的衙門中，最后導致草根社會敗落，社會被政治化?；蛘哒f，政治的等級，塑造了整個社會和人的生活。我們的心理現(xiàn)實和感情生活也就被等級化了。

孝和愛最大的不同也就在這里。孝是描述和強調一種縱式人間的關系。愛是描述和強調一種橫式的人間關系。中國人重孝，西方人重愛，這從孔子和柏拉圖就開始了。這多少是適應兩種社會、政治制度的需要。這也是我后面要討論的問題。

一個被孝所規(guī)定的縱式社會，并非沒有橫向的愛欲。只是這種愛欲被壓抑了，乃至有許多心理畸形。一旦縱式社會的基本秩序動搖、失范，愛欲就會奔涌而出，形成愛的文化。

我們不妨談談2005年10月去世的百歲老人巴金。巴金的力量，當然和他晚年“講真話”的人格有關。但是，他一生事業(yè)的基礎，還是年輕時候寫的《家》、《春》、《秋》這幾本小說奠定的。這幾本小說，翻成英文會平淡無奇，看不出好在哪里，卻塑造了幾代中國人的心靈。為什么？因為這些小說寫的是愛與孝的沖突，以及愛如何被孝所壓抑，如何對孝進行一場無望的反抗。再往深說，這并不僅僅是言情而已，而體現(xiàn)了中國人對建立一個以橫向的人際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的渴望。這正是五四的精神。

這也不奇怪，五四時代的《家》、《春》、《秋》，在文革后期對年輕人格外有感召力。上個世紀70年代上初中時，聽一個比我大幾歲的女孩子說，她晚上偷著看巴金，通宵不睡，枕頭都被她哭得濕個透。文革結束后解禁，我還記得全家人到王府井新華書店排隊，買的就是《家》、《春》、《秋》這樣的書。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有個“反動”的“手抄本”，叫《第二次握手》。等后來公開出版之后一看，覺得實在荒唐：這么一本幼稚的言情小說，怎么會有政治意味？其實，說其“反動”并不是冤枉。言情鼓勵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橫向關系，以及對這種關系的忠誠。在那個夫妻都要互相揭發(fā)的時代，這種橫向的忠誠豈能讓政治權威容忍？這也難怪，從50年代初的《紅豆》，到80年代初的《愛情是不能忘記的》等等，言情小說一直都被一些人所側目，覺得其中表達的東西不太安分。

如今的中國，在社會和文化層面好像已經開放得不得了了。人們似乎不需要巴金了。那些更幼稚的言情小說，也沒有幾個人能看得下去了。當你想怎么愛就怎么愛的時候，表現(xiàn)愛被縱式權威壓制的書當然也就無法引起人們的共鳴了。然而，在一個還沒有建立橫向的人際秩序的社會，在感情世界被縱式權威宰割了幾千年的文化中，人們真會一夜之間學會享受橫向的感情生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