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媽去世后，我請了位木匠來我和帕妮拉的家里做幾個書架，房子是在我媽媽去世的同一個月買的。我想在廚房墻上一個凹處做書架放我媽媽的烹調(diào)書，讓那位木匠很費腦筋的，是怎樣把書架設計得跟沿著廚房側(cè)墻過去伸進凹處的暖氣片相配?！拔覀兛梢栽谂瘹馄戏劫N著墻做一列短架子?！痹诙⒅抢锟戳艘粫汉螅f，“正好可以放幾本平裝書。”我從姐姐那里把我媽媽的烹調(diào)書拿回家后，多數(shù)就是放在那里，木構(gòu)件把那幾本舊的平裝書跟它們光鮮的后來者稍微隔開。那幾本舊平裝書都是用膠布粘起來，有些地方讓有年頭的醬汁、脂肪和肉湯粘到一起。那個藏在門后的廚房一角成了我的參考圖書處，把我?guī)Щ剡^去。

我讀我媽媽的烹調(diào)書，記憶卻提供不了多少指引，伊麗莎白·戴維的書中菜譜我熟悉的不是很多。我最早記得我媽媽所做的食物都是簡單的菜式，對象是小孩，而不是大人。可是我媽媽要我去讀的就是這些書，所以我想好了我會從里面選擇我喜歡的，因為我媽媽肯定也是挑著做。我選了豆燜肉，就算是因為它完美地代表了能夠提供豐富營養(yǎng)的法國烹飪，是可以跟家人及朋友分享的菜式。這會是第一道我想學會的63

拿手菜。

從黎巴嫩回來后過了兩天，我從廚房書架上把《法國鄉(xiāng)村烹調(diào)》取了下來（我剛到家就把它放回上面），讀怎樣做豆燜肉。伊麗莎白花了兩頁篇幅來介紹“卡斯泰爾諾達里豆燜肉”1，一上來，先引用了阿納托爾·法朗士2的一段文字，她根本懶得翻譯過來，勢利得多少有點讓人著急，不過我可以多少猜到是關(guān)于一間小酒館，是個名叫克萊蒙斯的女人所開，那里的菜單上只有一樣菜，就那樣堅持了20年。法朗士寫道，克萊蒙斯時不時改變豆燜肉中的幾種配料，可是maisc‘esttoujourslem　mecassoulet3，總是同樣的豆燜肉。他寫道，在克萊蒙斯的豆燜肉里，最基本的一直沒變。

既然改變，又怎么會是一樣呢？我試過給我多年來用過的烹調(diào)書上的各種菜譜換一換配料，結(jié)果是沒能做出來你可以形容為“總是同樣”的菜，也許“總是”給破壞了。所以我學了乖，絕對不要別出心裁，永遠不要。 如果伊麗莎白·戴維知道有那種就像她所寫的，對烹調(diào)書亦步亦趨、精確至每個細節(jié)的人，她會感到吃驚的。小說家朱利安·巴恩斯--他自己就是個這樣的人--稱我們?yōu)閺N房里的教條主義者。我們按照菜譜來做，我也變得習慣了這樣做。我能夠差不多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溫度把正確的配料放到一起。一道菜我做到最后，會把那份菜譜（總是攤開放在廚房中間的桌子上）看了也許十來次。一個鐘頭后，我什么都不會記得。我只是按照指示來做，那樣不是很難。我做菜時，是在看一份我知道自己永遠不會去的某個國外城市的地圖。在我的書架上一字排開的所有那些書中，有很多了不起的菜譜，也許有成千上萬種有待我嘗試。我經(jīng)常想，管他哪樣菜，我干嗎要再做一次呢？

有個星期天在倫敦，我2003年搬到那兒后不久，我給我的朋友們做一頓午餐，從“灑橙皮末煎蝦”開始，這道菜，我是在紐約的融合風格大師讓-喬治斯·馮格里奇頓的一本書中找到的。橙皮末我聽著很棒，就做了，它漂亮地沾到了蝦上面，嘗著既有粉末的感覺，又有橙味。

第二天，對橙皮末具體是什么，我只有極為模糊的記憶。如果再去做一次，我會不得不翻開書從頭開始。說起來了，就算是做個煎蛋卷，我都得把書打開。

我做的食物通常都成功了，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像我媽媽和很多其他人那樣。他們好像可以不拿份清單就去采購，要么在廚房里，不用始終把一本書攤開在臺子上。我的做飯和采購離不開文字和書面，我只是把指示和采購單大聲念給自己聽，讀很多遍后，那些菜式就做出來了。那就像是使用從詞典里查出來的外語詞，我能念出那些詞，也理解，可是記不住，我當然也沒法接近像說話一樣把它們串起來。

對這種情況，朱利安·巴恩斯似乎愉快地固步自封。但是每次想起我媽媽說的要一直別翻菜譜書的打趣話，我就越來越感覺自己像是個冒牌廚師。更糟糕的是，我知道我的迂腐有可能變成專制。說到底，我知道主要說來，照本宣科式做飯，事關(guān)控制每個細節(jié)。

認識我才幾個月，甚至在我們結(jié)婚之前，帕妮拉就害怕我那種想給別人做飯的沖動?！按蠹叶肩娗槊朗硶r，美食主義對幸福的影響極為顯著，這一點可以在婚姻中發(fā)現(xiàn)。”讓-安泰爾姆·布里亞-薩瓦蘭在《味道哲學》中這樣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