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教室是那幢房子里最大的一間--我當時忍不住認為那是天下最大的一間。房間很長，狹窄，低得令人壓抑，有哥特式的尖窗和橡木天花板。教室遠端令人生畏的一角有個八九英尺見方的凹室，那是我們校長、牧師布蘭斯比博士“定時祈禱”時的圣所。那凹室構造堅固，房門結實，當那位“老師兼牧師”不在的時候，我們大家寧愿死于酷刑也不肯去開那門。教室的另外兩個角落還有兩個類似的包廂，雖說遠不及那個凹室令人生畏，但仍然令人肅然起敬。一個是“古典語文”老師的講壇，另一個是“英語和數(shù)學”教師的講壇。教室里橫三豎四歪七扭八地擺著許多陳舊的黑色長凳和課桌，桌上一塌糊涂地堆著被手指翻臟的課本，桌子表面凡是刀子下得去的地方都被刻上了縮寫字母、全名全姓和各種稀奇古怪的花樣圖案，以致于那些桌子早已經面目全非。教室的一頭放著一只盛滿水的大桶，另一頭擱著一只大得驚人的鐘。

就在那所古老學校厚實的圍墻之內，我度過了我生命的第三個五年，既沒有感到過沉悶也不覺得討厭。童年時代豐富的頭腦不需要身外之事來填充或娛樂，學校生活明顯的單調沉悶之中卻充滿了我青年時代從奢侈之中、成年時代從罪惡之中都不曾再感到過的那種強烈的激動。但我必須認為，在我最初的智力發(fā)展中有許多異乎尋常甚至過分極端之處。對一般人來說，幼年時代的經歷到成年后很難還有什么鮮明的印象。一切都成了灰蒙蒙的影子--成了一種依稀縹緲的記憶--一種朦朧的喜悅和虛幻的痛苦之模糊不清的重新糅合。但我卻不是這樣。想必我在童年時就是以成年人的精神在感受那些今天仍留在我腦子里的記憶，那些像迦太基徽章上鐫刻的題銘一樣鮮明、深刻、經久不滅的記憶。

但事實上--依照世人的眼光來看--那兒值得記憶的事情是多么的少啊！清晨的夢中驚醒、夜晚的就寢傳喚、每天的默讀背誦、定期的禮拜和散步；此外就是那個運動場和運動場上的喧鬧、嬉戲和陰謀詭計--可這一切在當時，由于一種現(xiàn)在早已被遺忘的精神幻術，曾勾起過多少斑駁的情感，曾引起過多少有趣的故事，曾喚起過多少令人精神振奮的激動！“Oh’le bon temps，quece siecle de fer！”①說實話，我與生俱來的熱情和專橫很快就使我在校園里成了個著名人物，而且慢慢地但卻越來越鞏固地，我在所有那些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同學中間占據(jù)了支配地位--除了一個例外，其他所有人都聽我擺布。那個例外雖然并不與我沾親帶故，但卻和我同名同姓--這一巧合其實也不足為奇，因為我雖然出身高貴，但我的姓名卻非常普通，依照約定俗成的時效權利，這姓名自古以來就被平民百姓廣泛采用。因此在這篇敘述中我把自己叫做威廉·威爾遜--一個與我的真名實姓相差無幾的虛構的名字。在按校園術語稱之謂的“我們這伙人”當中，唯有我那位同名者敢在課堂上的學習中同我競爭--敢在運動場的戲鬧中與我較量--敢拒絕盲目相信我的主張，不肯絕對服從我的意志--實際上，敢在任何方面對我的獨斷專行都橫加干涉。如果人世間真有絕對至上的專制，那就是孩子群中的大智者對其智力略遜一籌的伙伴們的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