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草率地得出結論，說那些選擇較長時間繼續(xù)傷殘的工人是在裝病。以前的工人有些可能是在家庭負擔和其他財務困難的壓力下，傷患還沒有完全痊愈就重返工作。

ruce DMeyer,WKip Viscusi, and David LDurbin,“Worker s Compensation and Injury Duration: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85（June 1995）。這里舉了很多理性選擇的例子，其中一些的表現(xiàn)方式還頗為出人意料（如開車的例子）。但人們依然經常聽說“非理性”行為，有些還是從聯(lián)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那樣赫赫有名的經濟學家那里聽到的。

例子15“非理性繁榮”

1996年12月5日，聯(lián)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表示十分關注股價太高所反映出來的“非理性繁榮”。以歷史標準來看，股價確實太高了。20世紀80年代初，道瓊斯工業(yè)指數(shù)只有大約800點，10年之后已經漲到1 800點，1996年12月約為6 900點。雖然格林斯潘發(fā)表言論后股市略為下跌，但在2000年初又漲到將近11 000點。

只有在聯(lián)系實際和公司預期盈利的情況下，才能說股票價格是“太高”或“太低”。在《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0年）一書中，經濟學家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認為，不僅股票價格創(chuàng)了歷史新高，市盈率（P/E）也遠超所有歷史水平。根據(jù)他的數(shù)據(jù)，經通脹調整后的P/E值，以前最高的時候曾達到32（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前夕），2000年則史無前例地升至了44（根據(jù)席勒此書的圖12目測估計）。

但其他分析家堅持認為，不同尋常的高股價反映的是目前良好的經濟發(fā)展（如計算機革命），這些發(fā)展確保了生產率持續(xù)提高。所以當時并不是很清楚這樣的股指水平是否“非理性”。下面的表格顯示，席勒的書于2000年出版后，道瓊斯工業(yè)指數(shù)的確下跌了幾年，但2004年初幾乎又收復了全部失地。股指水平在8 000點、10 000點或多少點上才算是真正的“非理性”，這可是所有投資者（包括本書作者）都真的很想知道的！

日期（1月）道瓊斯工業(yè)指數(shù)200010 940200110 88720029 920日期（1月）道瓊斯工業(yè)指數(shù)20038 053200410 544

人類目標——自私的假設

我們不但假設“經濟人”是理性的，而且假設他是自私的。誰能懷疑自私是人類生活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呢？（盡管它確實不是人類的唯一目標。）亞當·斯密說：“我們每天所需的飲食，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師或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p>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Book I,Chapter2。

見Paul HRubin and Chris WPaul II,“An Evolutionary Model of the Taste for Risk,”Economic Inquiry,v17 （October 1979）。

傳統(tǒng)的“狹義經濟學”并不探究生活目標（即口味或偏好）的起源。在一個社會里，人們可能保護孩子并吃牛肉；但在另一個社會里，人們卻保護牛而允許殺嬰。但通常來說，人們的目標與偏好確實存在著可以分析的來源。心理學家用人類的原始沖動來解釋，原始沖動受到了社會文明的強化或抑制。人類學家分析文化如何協(xié)助決定個人的目標；社會學家分析階級或其他群體的認同感所起的作用;社會生物學家解釋人類的口味與偏好是自然選擇的進化產物?！皬V義經濟學”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這些學科的刺激，開始研究偏好文化與生物起源。其中一個例子是這樣的，十幾歲的男孩比同齡的女孩更愛冒險，這一點也從年輕男性有較高的車禍率（因而要繳納較高的汽車保險費）得到了證實。男性愛冒險在生物學上是有道理的，因為為了吸引異性的注意,男性要與其他男性更激烈地競爭 。（第三章會更加詳細地討論偏好的生物學及其他可能的起源。）

另一個問題是，口味和偏好是不是穩(wěn)定的。在分析對酒精征稅的時候，經濟學家通常都假設人們對酒精的渴望（一種口味）是穩(wěn)定不變的。如果這樣，對酒精征稅會提高喝酒的成本，但不會影響喝酒的欲望。但歷史事實證明，酒精的口味變化劇烈是眾所周知的。大約在1850年，馬太神父在愛爾蘭發(fā)起了一場著名的戒酒運動，使該國酒精飲料每年的消費量從12 000 000加侖減少到5 000 000加侖。（但只是暫時如此！）再想一下時裝產業(yè)——這個產業(yè)之所以能存在，正是依賴于偏好的不斷變化。更重要的是，人類歷史上很多關鍵的社會變化都是由于人們的人生目標發(fā)生了變化。經濟分析可能覺得基本價值和目標是無足輕重的，認為它們只是主觀武斷的“口味”。然而，從古代以色列人的先知，到耶穌和穆罕默德的牧師，再到西方近期出現(xiàn)的宗教信仰的衰落，人們追尋的生活目標一直在變，極大地影響了人類社會。但大部分經濟學家并不打算解釋這些決定人類行為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