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和帝國參與談判的官員認為，英國人追求的無非是商業(yè)上的利益，只要貿易得以進行，他們一定不好意思再提出另外的要求，所以在所不惜地將五大通商口岸的諸多主權也一體讓與英國人。英國人遂在帝國的土地上駐扎他們的軍隊，劃定不受帝國主權約束的“租界”，建立治外法權。從此，至少在通商五口，英國人就像在他們自己的國土上一樣自由自在，成為這片特殊土地上的“主人”，而真正的主人對這些夷人竟然毫無約束能力，即使夷人們胡作非為，也只有望“洋”興嘆。喪權辱國，此為極也！

在附約中，用心良苦的英國人提出，將來帝國給予其他國家任何利益，英國人一體均沾，并厚顏無恥地說，這是“用示平允”。對國際外交態(tài)勢一無所知的帝國官員認為，這一條款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緩解各種外來壓力，因而未有任何爭議地接受了這一后來被稱作“最惠國待遇”的條款。自此之后，帝國對外交往的主動權徹底喪失，它再也沒有辦法制訂有效的外交政策和任何一國結成同盟，以對抗其他國家，相反，列國則極易在“一體均沾”的驅動下結成同盟，肆無忌憚地侵掠帝國。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除了為戰(zhàn)爭以前銷毀的鴉片賠償六百萬兩白銀之外，這個由鴉片貿易引起的戰(zhàn)爭條約，在鴉片問題上居然沒有只字片言。在一個非正式的場合，英國的談判代表、遠征軍司令樸鼎查曾經(jīng)提出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問題，帝國的談判代表耆英表示他沒有從皇帝那里得處理這個問題的授權，樸鼎查表示他也得到政府的提示，對鴉片問題不能再有強迫之為。英國人因罪惡貿易而發(fā)動罪惡戰(zhàn)爭，必然心虛，英國政府自然也不希望他們的骯臟形諸文字。而大清帝國的官員則認為，鴉片是萬惡之源，唯恐避之不及，仿佛一提到鴉片，災禍就會重新來臨。懵懵懂懂的帝國官員就這樣稀里糊涂地放棄了據(jù)理力爭的機會。

《南京條約》以及附約中多項喪權辱國之條款，皇帝和他的政府官員們都心安理得地接受下來，唯獨對兩國地位平等、官員往來平行照會、公文之中不得使用“英夷”字樣之條款，頗為不安。官僚們不禁發(fā)問，“英夷”們對“天朝上國”隨意置喙，是何禮儀？令皇帝陛下以及漢人滿族官僚們懊惱不已的是，天朝的顏面被“夷人”無情地戳至粉碎，至于戰(zhàn)爭為什么失敗，他們似乎并不想深究。

英國人以一支幾千人的小規(guī)模艦隊，在帝國的領海和內河或往來如飛，或橫沖直撞，如入無人之境。以“復仇女神號”為代表的十幾艘鋼鐵軍艦，即使在環(huán)境惡劣的海域也能保持穩(wěn)定的航行和足夠的作戰(zhàn)能力。而帝國漫長的海防線形同虛設，東南沿海的城鎮(zhèn)村莊只能在夷人幾百門大炮的炮口之下不斷地顫栗。手持大刀長矛的帝國兵勇在裝備了現(xiàn)代武器的英國士兵面前，更像是一群從蠻荒時代走來的小丑。少量的火器卻是不久以前由毫無技術的人員根據(jù)200年前的書本制造而成。曾經(jīng)驍勇善戰(zhàn)的八旗部隊現(xiàn)在弱不禁風，兩萬夜襲寧波的精銳兵團，落入英國一千士兵精心設置的陷阱，竟至全軍覆滅。

增援廣州的部隊指揮官楊芳，以他天才一般的大腦，認定英國人威力無比的大炮只不過是一種妖術而已，于是遍收廣州城內的豬血狗血糞便等污穢之物擺放城頭，以鎮(zhèn)避妖邪。反攻寧波前，指揮部里一群素無軍事訓練的官僚想入非非，將光復寧波的捷報早早地擬定，慶祝勝利的巨幅標語高高掛起。在他們想來，只要天朝的大軍一到，英國人就會夾著尾巴狼狽逃竄。帝國官員的愚昧和荒唐，讓人在憤怒之余，不免捧腹。

軍事腐敗不過是表征，皇權政治的糜爛才是內質。為了籌備戰(zhàn)爭經(jīng)費，政府設立多個銀柜，以接納來自不同途徑的錢款，但沒有一個銀柜的錢款總數(shù)對頭。國難當頭，仍有官員不忘中飽私囊，內化于心的道德信仰被拋至九霄云外，罪惡之手在弊病叢生的政府機構面前收放自如。

帝國上下現(xiàn)在只有用豪言壯語來維護自己的尊嚴。皇帝陛下不知羞慚地在各類告急、戰(zhàn)敗的奏折上寫下“蕞爾小國”、“不配”之類的批語。他并不知道，“蕞爾”的英國在工業(yè)革命以后，已經(jīng)是這個世界上的頭號強國，如果非要說“不配”，那也只是大清帝國不能和英國般配。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受命經(jīng)略華東戰(zhàn)事，牛皮哄哄地為自己壯膽，他在寫給皇帝的奏折中說，要抽取“逆夷”之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