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考證極為嚴謹，而其話語不免有“少年氣盛”之嫌。胡適文章寫成后，先送蔡元培，聽取意見；同時，還附了部《紅樓夢》。蔡復信說：“《考證》已讀過，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蘭墅軼事等，甚佩。然于索引［隱］一派，概以‘附會’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贊同?！跃彯斣攲懛罡妗！焙m在日記里評說：“此老也不能忘情于此，可見人各所蔽，雖蔡先生也不能免。”果然蔡元培為《石頭記索隱》第六版作了篇“自序”，副標題就是“對于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文中說他“推求”小說中人物，“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但是：

近讀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列拙著于“附會的紅學”之中，謂之“走錯了道路”，謂之“大笨伯”、“笨謎”，謂之“很牽強的附會”，我實不敢承認。

蔡先生沒有責備胡適之“少年氣盛”，而是從學理上據(jù)理力爭。蔡元培也將自己的文章送給胡適。他有信給胡適：“承索《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奉上，請指正?！币齺淼氖呛m的《跋〈紅樓夢考證〉》，其中第二部分乃“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即商榷的再商榷。

苗懷明近有《風起紅樓》一書，詳實地介紹、評說了蔡、胡之爭。他說：“兩相對比，胡適對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是全部否定，蔡元培對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則是部分否定，主張索隱與考證并存。兩人一處于主動地位，一處于被動地位。”苗懷明：《風起紅樓》第87頁，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4月版。應該說，蔡先生對胡適的批評，直到生命的終結(jié)也未全盤接受，他在止筆于1940年2月的《自寫年譜》仍念念不忘：“我自信這本（石頭記）索隱，決不是牽強附會的?！钡麄?yōu)楹笫懒粝铝藢W術爭論的范例：為學術不妨針鋒相對，不管對方是誰；卻又都不失君子之風。

胡適在《跋〈紅樓夢考證〉》一文的結(jié)尾引用亞里士多德《尼可馬鏗倫理學》里的一段名言，來表明自己論辯的態(tài)度：

討論這個學說（指柏拉圖的《名象論》）使我們感覺一種不愉快，因為主張這個學說的人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既是愛智慧的人，為維持真理起見，就是不得已把我們自己的主張推翻了，也是應該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于愛朋友了。

胡適說：“我把這個態(tài)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愛的蔡元培?！倍淘鄤t確為有雅量的君子。

這里不妨插敘一個故事。胡適在《跋〈紅樓夢考證〉》中說：

我那時在各處搜求敦誠的《四松堂集》，因為我知道《四松堂集》里一定有關于曹雪芹的材料。我雖然承認楊鐘羲先生（《雪橋詩話》）確是根據(jù)《四松堂集》的，但我總覺得《雪橋詩話》是“轉(zhuǎn)手的證據(jù)”，不是“原來的證據(jù)”。不料上海、北京兩處大索的結(jié)果，竟使我大失望。

今年四月十九日，我從大學回家，看見門房里桌子上擺著一部退了色的藍衣套的書，一張斑剝的舊書版上題著《四松堂集》四個字！我自己幾乎不信我的眼力了，連忙拿來打開一看，原來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寫本！這部寫本確是天地間唯一的孤本。因為這是當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時的校改，刪削的記號。最重要的是這本子有許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詩文?！疫@時候的高興，比我前年尋著吳敬梓的《文本山房集》時的高興，還要加好幾倍了！

可見胡適是何等看重那部《四松堂集》。三天后即4月21日，蔡元培將借自晚睛簃（總統(tǒng)徐世昌的詩社）的《四松堂集》刻本五冊，寄送胡適。并附信：“先生如一讀此集，或更有所發(fā)見，特奉上。但請早閱畢，早還耳?！辈淘啻藭r并不知道胡適前三天已獲《四松堂集》寫本，他明知其中有“雪芹是寅孫之證”，還是主動寄送胡適，等于向胡適提供轟擊自己的炮彈。這是何等雅量。試問今日域中有此等校長么？令人遺憾的是我們時而從媒體知道某校長已成“剽客”（公然愚蠢而大膽地剽竊他人成果的“黑客”）。

難怪直到1961年2月18日，胡適還與他的秘書胡頌平提起那段往事：

當年蔡元培的《紅樓夢索隱》（按，即《石頭記索隱》），我曾說了許多批評的話。那時蔡先生當校長，我當教授，但他并不生氣。他有這種雅量。

同樣，胡適也把《雪橋詩話》借給蔡元培看，讓他了解其中所載曹雪芹的情況。參閱苗懷明《風起紅樓·紅學史上的蔡、胡之爭》。

十四、北大：民主自由的實驗地

蔡元培從1912年任教育總長，到1917年任北大校長，一直鼓吹“以美育代宗教”。1917年4月8日，他在北京神州學會以此題發(fā)表演說，認為無論什么宗教，無不“擴張己教，攻擊異教”，唯“超功利”的美育（康德語），“專尚陶冶感情之術”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說》，《新青年》第3卷第6號（1917年8月1日）。。為此，他在北大親自講授美學及美術史課程，并發(fā)起學生組織了各種藝術研究會，成為北大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當年北大學子們?nèi)蘸髮δ切┪寤ò碎T的“民間社團”多有美好的回憶。只是受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他們的回憶往往更突出那些非藝術類的社團。

顧頡剛回憶：“學校成立了各種學會(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國學會’，由李大釗、鄧中夏主持)、社團(如‘新潮社’等)、研究會(如‘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新聞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等)，還有‘靜坐會’等體育組織?！鳖欘R剛：《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北京《文史資料選輯》1979年第9期。許德珩也說:“他(蔡氏)發(fā)起了很多學會、研究會，從各種學科的研究會，到戲劇討論會，象棋俱樂部，無所不包，應有盡有。這樣就把學生的精神和愛好引導到學術研究和正當?shù)奈膴驶顒由蟻砹恕！痹S德珩：《回憶蔡元培先生》，《人民日報》1980年3月4日。

川島說：“也有關于學生生活方面的如消費公社，學生儲蓄銀行，食勞軒等，都是得到學校的支持由學生自己組織起來的。還有書法研究社，畫法研究社，造型美術研究社；有音樂傳習所，自琵琶、二胡以至鋼琴、小提琴各種管弦樂器，都有專人教；要學騎術即有馬讓騎，要學武藝就有拳師教；唱昆曲、攝影、圍棋、象棋……也都有社有會，聘有專師指導。在一間大教室里，還擺著若干個蒲團，可以去打坐，是推行“因是子”靜坐法的。又有以不嫖，不賭，不娶妾的‘進德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