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舉國狂歡中，似乎唯有陳獨秀是個另類?！熬┲懈餍Ｊ辉率氖迨偶偃臁?，陳獨秀卻“臥病，不愿出門：一來是覺得此次協(xié)約戰(zhàn)勝德國，我中國毫未盡力，不便厚著臉來參與這慶祝盛典；二來是覺得此次協(xié)約國勝利，不盡歸功軍事。在我看來，與其說是慶祝協(xié)約國戰(zhàn)爭勝利，不如說是慶祝德國政治進步。至于提起那塊克林德碑，我更有無窮感慨，無限憂愁，所以不管門外如何熱鬧，只是縮著頭在家中翻閱閑書消遣。”

“閑書”未必，“消遣”也未必，他在查閱義和團與克林德碑的文獻，寫下了名文《克林德碑》。

庚子年（1900）義和團起，“以滅洋為幟”，“無故殺了德國公使克林德氏，各國聯軍打破了北京城，為須要中國在克林德被害的地方立一塊石碑，方肯罷休?！边@就是克林德碑。1918年11月11日宣告協(xié)約國戰(zhàn)勝德國，11月12日北京就推倒了國恥那象征的紀念碑。不久就在中央公園樹起了“公理戰(zhàn)勝”石坊。陳獨秀不大在意“克林德碑”的拆毀，而在思索著“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fā)生，討厭像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那條道路而行才好呢？”因為“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陳獨秀：《克林德碑》（1918年第11月15日），《陳獨秀著作選》第1卷第409、419頁。盡管他也希望公理戰(zhàn)勝強權，他也曾稱贊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提出的十四條和平意見，稱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大好人，”但他很快發(fā)現威爾遜不過是“威大炮”，他的十四條“多半是不可實行的理想”。事態(tài)的發(fā)展果不出所料。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開幕，和會議題本是簽訂對德和約，建立戰(zhàn)后世界和平；而實際成了戰(zhàn)勝國中列強重新分割世界的會議。把持會議的英、法、美等國代表不顧中國代表陸征祥、顧維鈞等的一再要求，悍然決定將德國在山東青島的一切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維護那不平等的“二十一條”。

這個結果讓昨日還在狂歡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驚詫不已。如許德珩所說：“大家眼巴巴地企望著巴黎和會能夠給我們一個‘公理戰(zhàn)勝’，哪曉得奢望的結果是失望。”許德珩：《五四運動六十周年》《五四運動回憶錄》（續(xù)編）第51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11月版。胡適描繪了中國學生從慶典到反抗的邏輯線索：“數萬學生結隊游行……手執(zhí)紅燈，高呼口號，不可謂非中國教育界第一創(chuàng)舉。影響所及，遂為以后的五四運動下一種子；故雖謂五四運動直接發(fā)源于此次五六萬人的轟轟烈烈的大游行，亦無不可?！焙m：《五四運動紀念》，《胡適全集》第21卷第364頁。至少在組織模式上為后來的學生運動提供了范例。胡適后來進而說，當年蔡元培這些“威爾遜主義麻醉之下的樂觀者”帶動“一般天真爛漫的青年學生也跟著他們渴望那奇跡的來臨”，一旦絕望，“這個大打擊是青年人受不住的。他們的熱血噴涌了”，結果就是“一個壯烈的愛國運動。”胡適：《紀念“五四”》。

更何況此前，“一九一八年五月，留日學生因抗議中日軍事秘密協(xié)定舉行集會，遭到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殘酷鎮(zhèn)壓，全體留日學生反抗這種暴行，罷課回國。這件事立即引起北京學生的積極反響，5月21日，北大、高師等學校二千多人為之多發(fā)動示威請愿”?！斑@是中國學生第一次的游行請愿運動，為五四運動的前奏”。許德珩：《五四運動六十周年》。

羅志田說，對巴黎和會從渴望到絕望，“揭示出‘五四’前中國政治走向的一個特點，即內外纏結：先是朝野群趨巴黎，思想、政治的重心外傾；旋由外轉回內，輿論開始追索‘賣國賊’，便是一個明顯的轉折?！绷_志田：《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第4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9月版。按，此節(jié)對羅氏大著中《希望與失望的轉折：五四運動前一年》多有借鑒。五四運動集中攻擊的三個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就是輿論“人肉搜索”所致。五四運動前夕的4月11日，全國和平聯合會在上海討論山東問題，力爭收回青島。這天駐日公使章宗祥從日本回國，“三百多中國留學生趕到（東京）車站，大叫賣國賊，把上面寫了‘賣國賊’、‘礦山鐵道盡斷送外人’、‘禍國’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車中擲去，把（這）一位公使的夫人嚇得哭了?！弊屨伦谙轭A嘗五四運動的滋味。陳獨秀聞訊，大加嘲弄：“其實章宗祥他很有‘笑罵由他笑罵’的度量，只苦了他的夫人。留學生何必這樣惡作??！”這是陳獨秀4月27日發(fā)在《每周評論》第19期上“隨感錄”《苦了章宗祥的夫人》，同一天他還發(fā)了《怎么商團又要“罵曹”（汝霖）》、《陸宗輿到底是哪國的人》，給曹、章、陸三個賣國賊一一畫像。他們就是“親日派的四大金剛”中前三名。這實際為五四運動鎖定了主要革命對象。

二、1917年初：蔡元培出長北大

從1918年到1919年，中國學生經歷了從歡呼公理到抗議強權的轉變。1919年的五四運動與1918年狂歡慶典情緒相似，兩者之間且有著深刻的邏輯聯系，而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就是那邏輯鎖鏈的中心環(huán)節(jié)。

講過1918年，再看1917年。1917年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鐵三角組合之年。這可是歷史性的組合??！從1917年到1919年，是更為深刻的思想與精神的扭結。而1917年的第一個鏡頭應當是蔡元培出長北大。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紛飛，黃沙撲面。一輛四輪馬車駛進北京大學的校門，徐徐穿過校園內的馬路。這時，早有兩排校工恭恭敬敬地站在兩側，向這位剛剛被任命為北大校長的傳奇人物蔡元培鞠躬致敬。新校長身材矮小，行動沉穩(wěn)，一身中式服裝，氣度謙和地走下馬車，摘下禮帽，鄭重其事地向這些校工們鞠躬回禮。在場的許多人都驚呆了：這在北大是從所未有過的事情。北大--國內唯一的一所國立大學，校長是內閣大臣的待遇，何曾把校工放在眼里。今天的新校長怎么了？

蔡元培是由教育部長范源濂專電敦請，總統(tǒng)黎元洪親自任命的校長。范部長的電文措詞非常考究，字里行間流淌著恭謙：

國事漸平，教育宜急。現以首都最高學府，尤賴大賢主宰，師表人倫。海內人士，咸深景仰。用箋專電敦請我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席，務祈鑒允，早日歸國，以慰瞻望。啟行在即，先祈電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