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百日維新轉(zhuǎn)瞬即逝，“戊戌六君子”血灑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陳氏父子被革職，永不敘用。湖南新政化為烏有，深受郭嵩燾影響的陳氏父子對康有為他們急躁冒進，最終導致不可收拾的局面不無異議。陳氏父子也并不認同譚嗣同那種沖決網(wǎng)羅的思想，他們認為，不能以“宗教家心力的超度”來代替“政治家現(xiàn)實的變革”，在內(nèi)心深處不贊同激進變革的思路。和康有為等人相比，他們的步子更務(wù)實、更穩(wěn)健一些，然而覆巢之下無完卵。他們感嘆的并不是一己的榮辱進退，耿耿于心的是漸進穩(wěn)健的改革，終究因康有為代表的激進冒進路線而同時夭折，他們對康梁的不滿是可以想見的。

黃遵憲分析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時說過：“幾百年積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來治。這次的失敗就是新派人‘求快’兩個字的失敗?！薄叭缬幸话阌袑W問、有辦法、有經(jīng)驗、有涵養(yǎng)的老輩出來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彼脑捴徽f對了一半，問題在于一般老輩是不肯出來主持的，陳寶箴只是個異數(shù)，可惜偏居湖南一隅，扭轉(zhuǎn)不了大局。

1900年，康有為在海外組織保皇會，試圖發(fā)起勤王運動，電報密碼“人名”類中有“333三立”的字樣，這個“三立”不知是否就是陳三立。據(jù)說陳三立與組織自立會、計劃在長江起事的唐才常也有聯(lián)系。這一年正好是他父親陳寶箴猝然去世的年頭。物換星移，當1914年夏天，陳三立與康有為在上海重逢時，清王朝已崩潰，回首往事，當年所有的分歧都已不再重要，在閱盡滄桑之后，把酒換盞，他們畢竟同為戊戌維新黨人，都是“先帝舊臣”，新生的民國對他們而言是那么陌生和格格不入。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上海辛園、杭州丁家山都留下了他們敘舊的聲音，徜徉湖山園林之間的身影。陳三立有詩《過康更生辛園寓所廬》，“重逢歷十九年余”、“為世殺身寧有補”是其中的句子。幾年后（1917年）康有為60壽辰他送去賀聯(lián)，康有為70歲時他又寫下壽詩。

不過，從劉成禺筆記還是可以看出他們的不同。袁世凱稱帝時，日本企圖擁宣統(tǒng)復(fù)辟，在青島的皇室舊人（包括康有為在內(nèi)）一致贊同，而上海以遺老自居的陳三立等人多不同意，他們認為這是“置宣統(tǒng)于積薪上也”。張勛復(fù)辟，陳三立等也認為“此事宜大大謹慎，否則皇室待遇，必出奇變。段祺瑞自命開國元勛，北洋兵權(quán)尚有把握，安保無事”，所以對整個復(fù)辟“未多參與機密”。

自戊戌政變之后，直到1922年冬天梁啟超到東南大學講學，陳三立才和他在南京重逢。陳在“散原精舍”設(shè)下酒宴，特別“開五十年陳酒”，盛情款待梁啟超。梁啟超大開酒戒，開懷“相與痛飲”，“大醉而歸”，追懷當年往事，禁不住“欷歔長嘆”，傷心不已。長沙時務(wù)學堂學生蔡鍔的早逝引起了他們無限的傷感，他們同聲嘆息“今不可復(fù)得矣”。

梁啟超北還，他以“性情肝膽中人”作詩贈別，“舊游莫問長埋骨，大患依然有此身”，詩中有幸存者的蒼涼意味。陳、梁晚年天各一方，互相思念對方，1926年梁啟超給愛女的信中還提到“陳伯嚴老伯也患便血病，但他很痛苦，比我差多了，年紀太大（72了），怕不容易好。十年以來，親友們死亡疾病的消息，常常絡(luò)繹不絕，（伯嚴的病由酒得來，我病后把酒根本戒絕，總是最好的事。）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在北平溘然長逝，陳三立與張元濟、陳叔通等在上海發(fā)起公祭。閱盡興亡之后，陳三立超越了對康、梁的恩怨，他們畢竟都是維新夢中人。他們晚年的交往，凸顯出內(nèi)心深刻的無奈和時代的滄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