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患瘧疾最明顯的病兆，就是全身忽冷忽熱。當我在病榻上寒熱交加的時候，恩師志開上人不知從哪里聽到消息，得知我已臥病半個月，特地派了方丈室的道人送來半碗咸菜。大概因為無鹽無油，最適合病患食用，所以后來我竟然不藥而愈。回想當時接到半碗咸菜，我真是感激涕零。因為自從出家以來，從未受過別人的關愛，因此雖然只是半碗咸菜，但我內心油然生起一分感動，覺得我的師父真好。同時就在這個時候，我在心中默默發(fā)愿：將來我一定要弘法利生，以報師恩。

翌年，我升學到鎮(zhèn)江焦山佛學院，那是全國佛教界最高學府，一般學生很難考進。在焦山佛學院三年的時間里，記憶最深刻的是，二十歲那年，我全身皮膚生膿，長出一顆顆的“膿瘡”。因為步行艱難，有一天同學們都去過堂用午齋，我一個人坐在庭院的石凳上照顧學院。忽然一對年輕的夫婦看到我，好奇地走過來問我：“你今年幾歲了？”經他這一問，我忽然想起當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就回答他：“我今天剛好二十歲。”問者可能沒有聽出我話中的意義，他把我的話當成“我今年二十歲”。

在我全身長滿膿瘡的時候，我曾經想過：為什么會罹患這樣的惡疾呢？記得當時全身的皮膚潰爛流膿，只要穿上一件衣服，就整個粘貼在皮膚上。每回要把衣服脫下來換洗，就像脫了一層皮一樣，血肉模糊，到現(xiàn)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很驚人。

當時我閱讀佛教史，知道唐朝的悟達國師曾在腿上患了“人面瘡”，也就是傷口像人面一樣，甚至還有嘴巴，必須喂以飲食，才能抑止疼痛。后來遇到一位圣僧，告訴他這是業(yè)障所致，不是肉體之病。悟達國師經圣僧指點，以水洗滌，消除罪業(yè)。后來為了啟示后人，悟達國師因此作了《慈悲三昧水懺》，流傳至今。

在那個青澀的年歲里，我想起了悟達國師的故事，只有虔誠皈依觀世音菩薩，禮拜懺悔。當時也沒有人談到這種病可以醫(yī)治，但記不清是如何獲得同學給我一粒“消治膿”的藥，吃下去后隔天立刻消腫，不數(shù)日也就完全康復了。

后來根據別人的說法，這是因為在抗戰(zhàn)期間，死人的尸體浸泡在河水之中，生人飲用之后，瘴毒積在體內，經過一段時間，瘴癘之氣發(fā)作，所以產生的怪病。別人姑妄言之，我也姑妄聽之，因為能夠不死，重新燃起再生的希望，也不禁萬分慶幸，感謝佛恩，因此更加堅定相信“佛力不可思議”。

一九四八年，我時年二十一歲，應聘在出家的祖庭大覺寺邊上一間國民小學擔任校長。說來慚愧，我一生不但從未進過小學，連看一眼的機會都沒有。承蒙宜興教育局委任我當校長，大概因為鄉(xiāng)村人才難找，他們聽說我從南京回來，以為我必然見過世面，學有專長。其實我毫無經驗，不過為了振興佛教，在我的生涯規(guī)劃里，早就希望為佛教開辦一間農場，興設一所國民義務學校。這是我期望已久的工作，如今有了這個機會，我自然全力以赴。同時我也相信“做中學”，自覺能力應該可以勝任。

可惜，當時國共戰(zhàn)爭又起，經常在學校里上課，聽到“砰”一聲槍響，知道附近又槍殺了人。不管白天或深夜，經常聽到狗吠，都讓人膽戰(zhàn)心驚。

那個時候，國民黨的部隊毫無軍紀，我不知道是哪個營隊，只要他們從寺里經過，所有牙刷、毛巾、肥皂，立刻不翼而飛，其他能順手帶走的東西，也都被那些窮苦的軍人搜刮一空。

終于有一天，記得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半夜里被人叫醒，睜開雙眼一看，幾十個武裝軍士用長槍短槍對著我，喝令道：“不要動！”我當時并不害怕，只是不知道這究竟是什么軍隊。正當我還在納悶時，不由分說地已被五花大綁，強帶著跟他們在黑夜里穿過田野，越過荒原。大約一小時后，我被帶到一所空屋，里面早已捆綁了數(shù)十人。我一到達，其中一個看起來像是長官的樣子，大吼一聲：“把他吊起來！”所謂吊起來，就是用繩子扣著兩手的大拇指，懸空垂掛在那里。

我當時一聽，心想這下可能要受苦了。但是隨即看到他身旁的一位同伴在他耳邊耳語兩句，他馬上說不要吊我，只把我捆綁在一旁。于是我就待在這間空屋子里，看到今天槍斃兩個人，明天原本健康的人，好端端地被帶出去，不多久就皮開肉綻地被用門板抬了回來。

這時候我想到佛教說的：“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傷他人，看看輪到我?！本瓦@樣到了第十一天，忽然叫到我的名字。我被用繩索捆綁著帶出空屋，也不知道將會被帶往何處。只見一路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崗，大家如臨大敵一般。我心想，這必定是要把我綁赴刑場，應該是要被槍決了。

一個人面臨死亡的那一刻，心里的感受如何？一般人很少有這種經歷。當時我并不畏懼，只是感到萬分遺憾，心想：我才二十二歲，到這個世間上來，什么事情都還沒做，就這樣又悄悄地離開了人間。師父上人一定不知道，此刻我就要被槍決了，母親也不知道，她的這個兒子只能活到二十二歲！人生真像水泡一樣，“啵”一聲，水泡破滅了，世間一切又歸于平靜。

這樣想著想著，已被帶到另一間屋子里，只見里面放著各種刑具，包括老虎凳、鐵鉗子、鐵鏈、三角帶、狼牙棒、木棍等。我以為免不了要受刑，如此即使沒有在刑場上被槍斃，也是活罪難逃，最后也會跟其他難友一樣，皮開肉綻地被用門板抬回去。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結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那位主管竟然當場釋放了我。我記得當天由師兄帶我回寺，途中所經的道路雖然屈曲，但還算平坦，可是我的雙腳卻不聽使喚，一路上就像跳舞一樣地回到寺中。我并不是因為害怕而顫抖，只是經過十多天的關閉，兩只腳已經不善于步行了。

我在宜興的那段歲月，被關了十多天的土牢，竟連對方是什么黨、什么部隊都沒有搞清楚。這時我思忖著，雖然又從“死亡邊緣”逃過一劫，但是當?shù)氐闹伟踩绱藧夯瑢嵲诓灰嗽俣毫粝氯?，因此告別師兄，回到南京。

在南京，初任華藏寺監(jiān)院，再任住持。但因時局實在動蕩，尤其徐蚌會戰(zhàn)，國民黨失敗，南京已經陷入一片紛亂。在京滬的路途上，逃亡的難民之多，大家爭先恐后地搶搭交通工具，有的抱著火車頭，有的人盤踞在火車上，一腳在車內，一腳在車外。路邊的死尸隨處可見。我目睹此情此景，心生不忍，因此發(fā)愿集合同道，希望組織“僧侶救護隊”，救傷恤亡。

然而，“僧侶救護隊”豈是民間之力所能組成？只有寄望公家機關能夠成全。那時我指望“僧侶救護隊”能做一個短期的訓練，唯一可去的，就是臺灣。所以在二十三歲那年的夏天，我領導了七十余名僧青年和一群男女青年，抵達了事前茫無所知的臺灣。只是從此我又寄身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行走在“生死邊緣”的險路上。

我在一九四九年夏天來到臺灣，但是沒有入臺證，幸經前“內政部長”吳伯雄先生的尊翁，時任“警民協(xié)會”會長的吳鴻麟老先生出面為我作保，我才得以獲準留臺。但是當時臺灣省政府聽信廣播，說大陸派遣五百位僧侶到臺灣從事間諜工作，因此我和來自大陸的一群僧青年，不分青紅皂白被分別關在臺北、桃園等地。

其中，慈航法師被關在臺北，我和律航法師等一行十余人，被關進桃園的一所倉庫里。有一天，忽然傳來命令，將我們綁起來拉去游街。走了一個多小時的路程，來到一所警察局，里面一人見狀，大罵一聲：“誰叫你們把這些和尚帶來的，趕快帶回去！”于是我們又被帶回倉庫，就此在里面住了二十三天。

最后幸經孫立人將軍的夫人孫張清揚女士、曾任“臺灣省主席”吳國禎先生的父親吳經熊老先生，以及“立法委員”董正之先生、“監(jiān)察委員”丁俊生先生等人營救，才把我們從鬼門關前拉了回來。

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人民只要一經逮捕，很少能活著出去的。即使僥幸獲釋，也已遭刑求而傷筋斷骨，體無完膚了。我們雖然沒有死于冤屈，也沒有受到刑罰，但從此難獲臺灣各地寺院的信賴，他們不能接受來自大陸的僧青年。不少人到處掛單遭拒，在生存艱難的情況下，許多有為的僧青年就這樣流失了，殊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