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才會記錄下那場三十年后的生日宴會吧。在這個令人感慨萬分的李君旭的生日宴會上，李君旭前女友J朗讀當年抄下的萊蒙托夫的詩行：我們分離了/但你的肖像，依舊在我的心坎里保存/有如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它仍愉悅著我惆悵的心靈/......

這才是愛情，人因此不枉來這世界一次，它肯定了生活的正面意義，精神的無比豐富，人性的全部張力和迷人。就是這些星星之火般的精神營養(yǎng)滋育了當時中國的一些優(yōu)秀的青年，他們是那個時代的精英。在杭州，在總理遺言案中，袁中偉雖不是編造者，但確實是他們那個小團體的實際核心人物。如今他們都那么普通地溶入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要是你不把這些紀錄下來，人們真的難以想象，當年就是他們這一群人，走上街頭，撒發(fā)傳單，啟迪民心，而在1976年1月之后，袁中偉會只身飄泊到中國各地去尋求革命真理。這即像俄國革命時期的民粹派，又象青年毛澤東拿把油紙傘去考察革命。

在此順便插一個記憶，你在文中提到袁中偉當年探尋到了長春，還與那位紅九連的副指導員于小平徹夜長談。這位于小平是杭州人，好象就是杭一中的。那年我到張抗抗家去，見到一個小個子的年輕人和抗抗聊天，他們是同學。那人走后抗抗告訴我這位同學叫于小平，曾經(jīng)是紅九連的指導員。我知道有個紅九連，那指導員，好象還是九大代表，在解放軍畫報上上過封面。我問他現(xiàn)在怎么不穿軍裝，抗抗說四人幫粉碎后就轉(zhuǎn)業(yè)了，分到龍翔橋菜場賣菜。

我相信這些人物的命運必定不會到此打住，一定會是你接下去要展示的。因為總理遺言的事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發(fā)生在十年浩劫的尾聲，在多方面具有著承上啟下的歷史意義。文革結(jié)束之后，中國新的歷史時期就開始了，新的生活，新的精神天地也隨之在中國人民面前展開，而有些東西就此告別歷史舞臺。三十年來，我們的文化資源越來越豐富，我們接上了許多中斷東西，但有些東西卻又被遮蔽了起來。你的文字重新揭示了那些精神事象，告訴我們，這樣的生活不但是真實的，而且現(xiàn)在依舊以它的精神向度默默而頑強地存在。

你的原意，原本是要通過揭示真象，來展示那個時代一群年輕的受難者的心靈。但你同時給了我們一個令人懷想的審美體驗，你所展示的這個精神層面的生活，表面上看，到八十年代就結(jié)束了。這讓我想起了我們的杭州人氏龔自珍，他的古體詩曾被形容為中國古典詩體的殿軍，一抹最美麗的晚霞。你的這些紀錄，也讓我看到了三十年前人間四月那美麗的一去不復返的晚霞。也真因如此，這生活顯示了它獨一無二的光芒。

我最后要說的是寫作者的勇氣，這并非是說這個題材有什么禁區(qū)，而是想說，一個真正的敘述者直面筆下的世界時，實際上就是在與自己的命運遭遇。有時它甚至還是一個箴言。前不久，我在一次有關(guān)翻譯家力岡先生的紀念研討會上發(fā)言，講到了一個觀點：文學藝術(shù)家會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前與自己的命運遭遇。我這樣以為，是針對力岡翻譯的帕斯捷爾納克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品《日瓦戈醫(yī)生》而言，我發(fā)現(xiàn)，在作者，譯者和作品主人翁之間，有著極為驚人的命運的重疊。同樣，李君旭以二十出頭的青春年華，編造了共和國締造者之一的總理遺言，與此相關(guān)的一群青年，實際上已經(jīng)在這一份遺言中與自己的命運提前遭遇。

如果說當年的你，是以軟禁的方式被迫遭遇的話，那么，現(xiàn)在的你，是以直面和記錄的方式來主動地正面相對了。你的文字有力，簡潔，厚重，有的章節(jié)力透紙背，細節(jié)又是那么真實和獨特。你反復核對，不因為可讀性而犧牲真實性，而這樣一次次重新感受，挖掘，討論，收集，整合，依然會有困惑和猶豫，依舊會有不能清晰的迷茫，又有在寫作中重新喚起的萬千往事，因為這一切再勾起的愛恨情仇，甚至新的疑團，越往深處走越不可思議的人性，重新審視的抉擇，......所有這一切，只有你一個人感受，無人替代，那是孤獨的。

但那也正是幸福的。是值得的。

謹以此，向你送去遲到三十年的"手帕"，并等待"重返1976"系列的每一個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