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好，喝酒，改天我一高興，就白送老弟啦！

氣死我也。這家伙，是我見過的晉京兩地古玩商當(dāng)中最難打交道的一位。貴巴巴地買了他的大立鏡，也沒配上底座，拉回來無用，在雪野店里放了一段時間，干脆送給我長治發(fā)小了；買了他一只大號水仙盆，放在家里沒地兒擱，塞床下，遲早也是送人。

要想事有轉(zhuǎn)機，尚須人心律動。

這位油鹽不進的趙從平先生，年輕時卻是一名崇尚暴力又無比激進的革命戰(zhàn)士。我發(fā)現(xiàn)，只要你一提當(dāng)年“文化大革命”，說運動風(fēng)起云涌，豪雄叱咤三晉，他便正經(jīng)起來，乃至高傲摯誠變作另外一個人。恰恰是因為討論山西“文革”史實，在血與火之間，我們找到了共同話題。3年來我寫《犧牲者》，對山西“文革”兩大派武裝斗爭態(tài)勢，也算比較了解。他迫切渴望我送他一冊《犧牲者》，表示要細細研讀，“讓咱這個老紅衛(wèi)兵也學(xué)習(xí)學(xué)習(xí)”。

我說，書尚難出，裝訂不多，只能借給他看，且必須提出幾條寶貴意見作貢獻，否則不借云云。

2007年初，《犧牲者》裝訂出來，我真誠地送他一冊，不，“借”給他一冊，并且與他約定：巴金這批信不得賣與他人，等我從北京回來再議。

事情正在起變化。老趙和我熟絡(luò)了，始知他并不完全是個油滑商人。

2008年5月，四川發(fā)生極大地震，我自北京奔赴災(zāi)區(qū)采訪。6月里撤回山西太原，和山西作家李杜先生住在一家小招待所，日夜加班，埋頭趕寫一部《晉人援蜀記》，累得直不起腰來，情緒也不好?？障堕g，又去文廟找那趙從平。我實在無法丟棄巴金這些信。

老趙一見我就說，他流著熱淚把《犧牲者》看完了，并說現(xiàn)在舍不得還我，還想反復(fù)看一看，認真想一想。另有兩位朋友也急于借讀此著，你看行不行？

我表示只要將巴金信件給我，咋也行，把這部《犧牲者》送給你都行。旁邊有人幫腔：“這種民間裝訂書，將來也是文物嘛?！?/p>

老趙語氣較以前有所變化，說這些信肯定給作家留著，只要求價格上能多點兒就多給點兒。

我說太貴，上哪兒找那么多錢？老趙便嚷嚷出一句糊涂話來，使我極為惱火。他說：我在中央臺看見你們捐款哩！你們能給災(zāi)民出那么多錢，就買不起個這？

我不由大怒：放你媽的屁！你開個破店還敢自比災(zāi)民？東西老子不要了，你這禿驢留著發(fā)橫財吧！

老趙趕緊道歉自己說了錯話。二人談崩，我拂袖而去。

事后，我也覺得罵街不好，自己修養(yǎng)太差了。老趙下崗多年，強在文廟苦撐，嘴上吹得硬，其實并沒發(fā)什么財，要不他早就搬進古玩城去了。對于這些信，他情知主顧難尋，別人并不會癡迷此道，反復(fù)不愿降價，無非是為著生存，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如不跟我等糾纏，又去找誰索要呢？說到底，還不是咱自家人窮志短嗎？

到了8月下旬，《晉人援蜀記》寫完，交給出版社。我再次惦記起巴金致黛莉那七封信來。

很快又要去鄂爾多斯出差，然后去北京忙其他事務(wù)，一兩個月怕也回不到山西，東西沒了咋辦？

9月6日上午，好像又是一個星期天，我忍不住還是上了文廟。我最后一次站在文廟街22號立玄齋的柜臺前。

我一言不發(fā)，故意繃著臉色。

二人對視良久，老趙同樣沉默著。半天冒出一句話：我知道你就會再來，你這個老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