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曹雪芹、魯迅、張愛玲這樣一些作家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文學的另一種傳統(tǒng)：它們不僅是關懷現(xiàn)實、面對社會，而是直接以自己的良知面對一個心靈世界。中國文學一直以來都缺乏直面靈魂和存在的精神傳統(tǒng)，作家被現(xiàn)實捆綁得太緊，作品里的是非道德心太重，因此，中國文學流露出的多是現(xiàn)世關懷，缺乏一個比這更高的靈魂審視點，無法實現(xiàn)超越現(xiàn)實、人倫、國家、民族之上的精神關懷。這個超越精神，當然不是指描寫虛無縹緲之事，而是要在人心世界的建構(gòu)上，賦予它豐富的精神維度——除了現(xiàn)實的、世俗的層面，人心也需要一個更高遠、純凈的世界。所謂“天道人心”，“人心”和“天道”是可以通達于一的。中國小說慣于寫人的性情，所以魯迅才把《紅樓夢》稱之為“清代之人情小說的頂峰”，而在人的性情的極處，又何嘗不能見出“天道”之所在、“人心”之歸宿？二十世紀下半葉之后，中國小說是越寫越實了，都往現(xiàn)實人倫、國家民族上靠，順應每一個時代的潮流，參與每一次現(xiàn)實的變動，結(jié)果是將小說寫死了——因為小說是寫人的，而人畢竟不能全臣服于現(xiàn)世，他一定有比這高遠的想像、希望和夢想，如果忽視了人的這種想像、希望和夢想，人就是不健全的人，這樣的文學也就是死的文學了。

所以說，文學的精神維度應是豐富和復雜的，簡化是文學的大敵。文學當然要寫人世和現(xiàn)實，但除此之外，中國文學自古以來也注重寫天地清明、天道人心，這二者不該有什么沖突。比方說，中國人常常認為個人的小事之中也有天意，這就是很深廣的世界觀，它不是一般的是非標準所能界定的——現(xiàn)實、人倫是非分明，但天意、天道卻在是非之初，是通達于全人類的。中國文學缺的就是后一種胸襟和氣度。因此，文學不僅要寫人世，它還要寫人世里有天道，有高遠的心靈，有渴望實現(xiàn)的希望和夢想。有了這些，人世才堪稱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國當代文學慣于寫黑暗的心，寫欲望的景觀，寫速朽的物質(zhì)快樂，唯獨寫不出那種值得珍重的人世?！翱烧渲氐娜耸朗牵趽頂D的公車里男人的下巴接觸了一位少女的額發(fā)，也會覺得是他生之緣?？上КF(xiàn)在都覺得漠然了。”[13]正是因為作家們對一切美好的、超越性的事物都感到“漠然”了，他們的想像也就只能停留于那點現(xiàn)實的得失上，根本無法獲得更豐富的精神維度?，F(xiàn)實或許是貧乏的，但文學的想像卻不該受制于現(xiàn)實的是非得失，它必須堅持提出自己的超越性想像——只有這樣的文學，才能遠離精神的屈服性，進入一個更自在、豐富的境界。

周作人在一九二O年有一個講演，他說：“人生的文學是怎樣的呢？據(jù)我的意見，可以分作兩項說明：一，這文學是人性的，不是獸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這文學是人類的，也是個人的；卻不是種族的，國家的，鄉(xiāng)土及家族的。” “古代的人類文學，變?yōu)殡A級的文學；后來階級的范圍逐漸脫去，于是歸結(jié)到個人的文學，也就是現(xiàn)代的人類文學了。要明白這意思，墨子說的‘己在所愛之中’這一句話，最注解得好。淺一點說，我是人類之一；我要幸福，須得先使人類幸福了，才有我的分。若更進一層，那就是說我即是人類。所以這個人與人類的兩重特色，不特不相沖突，而且反是相成的?！盵14]周作人這話，在今天讀來，還是那么新鮮。文學是人性的，人類的，也是個人的——如果作家真能以這三個維度來建構(gòu)自己的寫作，那定然會接通一條偉大的文學血脈?，F(xiàn)在的問題是，中國作家中，能寫出真實人性的人太少了，很多作家都把“獸性”和“神性”等同于人性，這是一個巨大的誤區(qū)。所謂“獸性”，說的是作家都熱衷于寫人的本能和欲望；所謂“神性”，說的是作家要么把寫作變成了玄學，要么在作品中一味地書寫英雄和超人，沒有平常心，這就難免顯露出虛假的品質(zhì)。另一方面，文學是“人類的，也是個人的”，表明在個人的秘密通道的另一端，聯(lián)結(jié)的應是人類，是天道，是人類基本的精神和性情，“卻不是種族的，國家的，鄉(xiāng)土及家族的”?！欢?，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基本上都徘徊于種族、國家、鄉(xiāng)土及家族的命題之中，個人的視角得不到貫徹，人類性的情懷無從建立，所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局限性，不幸被周作人過早地言中。

這個時候，重申曹雪芹、魯迅、張愛玲這樣一些作家超越道德、政治、種族、國家、鄉(xiāng)土及家族的寫作品質(zhì)，對于我們認識一種健全的中國文學，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曹雪芹以“通常之人情”寫曠世之悲劇，魯迅以“偉大的審問者”和“偉大的犯人”這雙重身份寫“靈魂的深”，張愛玲以無所不包的同情心和“無差別的善意”寫生之悲哀和生之喜悅——他們寫的都是人性、人情，但他們又都超越了人間道德的善惡之分，超越了國家、種族這樣一些現(xiàn)世倫理，都在作品中貫注著一種人類性的慈悲和愛。他們的寫作，不能被任何現(xiàn)成的善惡、是非所歸納和限定，因為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是一個偉大的靈魂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每個人都是悲哀的，但又都是歡喜的；每個人都在陳述自己，但又都在審判自己——在我看來，這是中國文學中最為重要、但至今未被重視的精神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