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常常會有倒吸一口冷氣的感覺。

盡管陳寅恪的故事在那個時代，遠不是最觸目驚心的；也盡管該書作者陸鍵東，盡量用了一種平實的史筆來講述那發(fā)生的一切，但還是看得我驚心動魄。其中，印象最深者，除陳寅恪的清高自負外，就是他的孤傲與倔強，骨氣與膽量。

他真敢！1953年，中共中央歷史研究委員會決定在中國科學(xué)院設(shè)立三個歷史研究所 [ 上古、中古、近代 ] ，擬請陳寅恪任二所 [ 中古所 ] 所長。他開出的條件，居然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xué)習(xí)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這還不算。他還要毛澤東或劉少奇給他開證明，“以作擋箭牌”。其實，如果只是他陳寅恪一個人或中古所，要搞點“特殊化”，倒也罷了。陳寅恪居然還說“最高當局也應(yīng)該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yīng)從我說”。這就實際上是要全國學(xué)術(shù)界都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xué)習(xí)政治了，豈非存心“逆歷史潮流而動”？以草間布衣一介書生，而公然要求“最高當局”也聽他的話，從他之說，此等“狂妄”，豈非空前絕后膽大包天？

他也真做得出！系里組織拜年，被他拒之門外；北國政要來訪，也被多次擋駕。拒人千里之外，已是悖乎常情，何況被拒者竟是赫赫有名炙手可熱的康生康大人？雖然對康生的拒絕是“有禮貌”的，理由也還說得過去：陳先生病了，正在臥床休息。但當真愿意一見，也還是可以見一見的，至少可以在病榻上敷衍一下。然而無論學(xué)校辦公室的人如何動員，陳寅恪就是不見！不見康生，也不見別的人。不見也就罷了，他還要賦詩云：“閉戶高眼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直弄到“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的地步。

是陳寅恪不喜交往不近人情嗎？不是。陳寅恪也是有交往的。他交往的人，不但有校長 [ 如陳序經(jīng) ] 、教授 [ 如冼玉清 ] ，還有護士、伶人、工友。被一般人認為“不好接觸脾氣大”的陳寅恪，對老校工梁彬卻十分客氣熱情，信任有加，不但稱他為“彬叔”，還讓他參與一些家事。陳寅恪并不是性格乖僻之人。

那么，是陳寅恪討厭政治，或如董每戡所言，是“書生都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厭官”嗎？好像也不是。陳寅恪也不是所有的官都不見，所有的官都不交。他和傅斯年的關(guān)系就很好，跟胡適的關(guān)系也不錯，而胡適可是做過“官”的，傅斯年更是一生效忠國民黨，且“死而后已”。這里也無關(guān)乎國共兩黨之爭。因為陳寅恪也和許多共產(chǎn)黨高級干部有交往甚至有交情，或在內(nèi)心深處敬重他們，比如陳毅、陶鑄、杜國庠、馮乃超。

也許，陳夫人唐筼對馮乃超的評價，多少能透露出一點消息。唐筼說：“馮副校長雖是個老黨員，但倒是個念書的?！币簿褪钦f，是不是黨員或官員，是共產(chǎn)黨還是國民黨，都不要緊，要緊的是讀不讀書，或是不是讀書人。胡適是，傅斯年是，郭沫若、胡喬木、周揚也是，游走于國共官學(xué)之間的章士釗當然更是。陳毅和陶鑄雖然不是學(xué)人或嚴格意義上的讀書人，卻也是有知識有文化有學(xué)問有才華的“儒將”，而且尊重知識和學(xué)術(shù)。由是之故，他們也得到了陳寅恪的尊重。

但分寸還是有所不同。除身為“一方父母”的陶鑄外，共產(chǎn)黨這邊，最受陳寅恪歡迎敬重的是陳毅。陳毅得到的情感回報是“肅然起敬”。次為杜國庠。他得到的回報是“道不同然相知高誼仍在”。胡喬木也不錯。他得到了“中國傳統(tǒng)為師者的那一份慈愛”。郭沫若的情況比較微妙。畢竟雙方都是才高八斗學(xué)富五車的人，也都不是等閑之輩。然而一個是“馬列主義史學(xué)”的代表，一個是“資產(chǎn)階級史學(xué)”的重鎮(zhèn)，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又都風流儒雅德高望重，也就只能寒暄多于交流，在談笑風生的背后仍是格格不入。郭對此其實也有清醒的認識，謂之“壬水庚金龍虎斗，郭聾陳瞽馬牛風”，雖是笑話，卻有深意存焉。

不過郭沫若這個“戲言”的水平之高，卻也不能不令人嘆服。郭屬龍，陳屬虎，兩人又觀點相左，當然是“龍虎斗”。郭耳聾，陳目盲，兩人又立場不同，當然是“馬牛風”。但如此之巧對、工對、絕對，大約也只有郭沫若才想得出。故龍爭虎斗唇槍舌劍之余，也未嘗沒有惺惺相惜。盡管十年以后，郭沫若還是在其新著《李白與杜甫》中，對早已含冤去世并無還手之力的陳寅恪，殺了個回馬槍。

最慘的是康生，他吃了閉門羹?？瞪鋵嵰矐?yīng)該算是“讀書人”的。他是毛澤東身邊的“大秀才”，讀過很多書，文筆極好，書畫俱佳，藝術(shù)品位也很高，而他的大奸大惡在當時還尚未暴露無遺，或不為外人所知。無論從哪方面 [ 政治地位或文化修養(yǎng) ] 講，他都應(yīng)該見得著陳寅恪的，卻被拒之門外。1949年以后，康生哪碰過這種軟釘子？于是他就來了個“軟著陸”，只用輕飄飄兩句話，就讓《論再生緣》的出版，幾乎成了永無期日的事情。

比康生待遇稍好一點的是周揚。周揚本來也是要吃閉門羹的，只是因為看陳序經(jīng)的面子，不想讓陳序經(jīng)太為難，陳寅恪才勉強答應(yīng)見周揚。但周揚在中山大學(xué)東南區(qū)1號二樓上，顯然沒吃到什么好果子?！瓣愐〉膽B(tài)度是挑戰(zhàn)式的”，而一向辯才無礙的周揚則顯得底氣不足，幾無招架之功。盡管如此，回到招待所，周揚仍掩飾不住自己的興奮，因為他總算見了陳寅恪一面。當然，他對陳寅恪的感覺也和許多人一樣：“有點怪。”

比康生更慘的是某些學(xué)人，他們遭到了陳寅恪的譏諷甚至痛罵。早在1952年，陳寅恪就寫詩諷刺他的那些北國同仁，還特地把這首詩寄給北京大學(xué)教授鄧之誠：“八股文章試帖詩，尊朱頌圣有成規(guī)。白頭學(xué)究心私喜，眉樣當年又入時?！边@顯然是諷刺從1949年到1952年短短三年間，學(xué)人們紛紛“棄舊迎新”、“棄暗投明”，放棄輕車熟路的舊研究方法，生吞活剝馬列主義，炮制新八股。其中，便不乏年事甚高者，比如輔仁大學(xué)校長、歷史學(xué)家陳垣，1949年時六十九歲，當然是“白頭學(xué)究”了。1953年底，陳寅恪又當著汪篯的面，連續(xù)兩天怒罵那些加入了民主黨派的朋友，稱之為“無氣節(jié)”、“可恥”，喻之為“自投羅網(wǎng)”。據(jù)說，陳寅恪大動肝火，“恣意評點人物，怒說前因后果，極其痛快淋漓”。

看來，陳寅恪對所謂“時尚”，所謂“新學(xué)”，已是積怨甚深。對那些一心想要“眉樣入時”的“讀書人”，也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

這就決不只是什么個性孤傲、性格怪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