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唐萬新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及“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2項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并處以40萬元罰款。他在武漢服刑期間，據(jù)稱“堅持每天學外語，還報考了北京大學函授考古專業(yè)”。

歷史總是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來展現(xiàn)命運的神奇。近30年來，中國商業(yè)史上最顯赫的兩位資本大鱷都被關押在武漢的監(jiān)獄，而且他們的祖籍都是重慶萬縣。一個有趣的假設是，如果讓他們兩人展開一次對話，將會是一番怎樣的景象？

我們沒有找到唐萬新評說牟其中的資料，卻讀到了后者議論前者的文字。在德隆崩塌后，牟其中在獄中回答媒體的書面提問時，突然說到了德隆--

我在獄中看到的有關德隆的資料非常有限。這讓我想起了成都“武侯祠”的一副楹聯(lián)：“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zhàn)；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p>

在我看來，德隆今天的命運跌宕，是在國內宏觀環(huán)境，即法制條件、金融條件、道德條件尚未具備時，不采取特殊的防范措施，以為自己處于成熟的市場經濟環(huán)境中，孤軍深入，身陷計劃經濟重圍的結果，最終只能是被人聚而降之。所以說，對德隆的困局，盡管可以找出一千條、一萬條理由來解釋，但最根本的一條仍然是“按市場經濟法則運行的企業(yè)與按計劃經濟法則組織的經濟秩序的矛盾”。德隆偶爾小范圍內有了點經營業(yè)績，立即上市增值，不考慮市場的“半流通”風險，按虛增的價值與銀行的現(xiàn)金打交道，不老老實實地追求企業(yè)利潤，而僅靠資本市場的操作，想求得奇跡式的發(fā)展。而我在操作南德時有“兩點鐵一樣的規(guī)則”，即企業(yè)利潤是資本運作的基礎，沒有利潤的資本運作，就是投機式的賭博行為；在中國金融改革以前，“絕不與中國金融界及資本市場來往”。

牟其中所謂的“兩點鐵一樣的規(guī)則”，顯然非事實本身，南德失陷的根源就是對資本概念的投機性玩弄。不過，他的“審勢”一詞卻點出了德隆事件的某種本質。

跟牟其中、唐萬新兩人都有過切磋的湖北籍經濟學家鐘朋榮則將兩人進行了直接的比較。他的觀點是：“牟其中雖然只提出了理論而沒有找到方法，而唐萬新恰恰把牟其中的理論變成了現(xiàn)實?！?/p>

將牟其中、唐萬新兩人的實踐相比，確乎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把產業(yè)整合的對象聚焦在了機制落后的國有企業(yè)身上，他們試圖通過金融手段將之激活，并由此帶動中國產業(yè)經濟的復蘇。牟其中曾為此提出過一個“99度加1度”的理論。該理論認為，幾十年的計劃經濟使得很多資產大量閑置，在計劃經濟下燒了很多水，但都燒到99度就不燒了，南德就是要把它們加1度，把水燒開。在鐘朋榮看來，“具體怎么加這1度，牟其中并沒有找到答案，而在數(shù)年之后，年輕一輩的唐萬新則繼承和實踐了這套理論。德隆對水泥產業(yè)的整合、電動工具的整合、汽車零部件的整合，以及其他產業(yè)的整合正是在做加1度的事”。在這個意義上，“牟其中說得太多，唐萬新做得太多”。

做得太多就導致了實力不夠、管理不夠，尤其是資金不夠。在這樣的情況下，成本很高的資金不可能不要，甚至一些違規(guī)資金也要。也正因如此，對唐萬新持同情態(tài)度的鐘朋榮認為，德隆的問題出在中國企業(yè)現(xiàn)階段的融資結構上。目前中國企業(yè)融資主要是債務融資，整個信用都集中在銀行，都是借貸融資。德隆也不例外，主要是對銀行或向私人借貸。這樣一種比較單一的融資結構，一旦遇上風吹草動，碰上宏觀調控，銀行緊縮貸款，就變成了一種風險很大的融資方式，誰都受不了。而德隆所做的多數(shù)都是長期項目，與短期融資體制不匹配。德隆知其不可為而強為之，自然就“寬嚴皆誤”，難逃失敗的命運。

將南德與德隆這兩個相差10年的公司敗局進行比較，除了它們都把整合對象鎖定為國有企業(yè)，以及都在金融上闖下大禍之外，還有很多驚人相似的地方：

它們都掉進了“做大”的陷阱。南德、德隆都以中國最大民營企業(yè)自詡，都提出過進入世界500強的宏偉目標，都在很短的時間內把分公司、子公司開遍全中國，其脆弱的管理鏈讓企業(yè)在危機發(fā)生后頓時變成一地雞毛。

它們都是多元化實踐的失敗者。南德的項目從火鍋城到發(fā)射衛(wèi)星，跨度之大讓人眩目；德隆涉足的產業(yè)也超過了20個。美國股神沃倫·巴菲特有句名言說：“要是你有40個妻子，你將永遠都不可能熟悉她們每一個人?！?/p>

它們都落入了多地化運作的泥潭。兩個企業(yè)的項目都遍及國內，與地方政府有種種糾纏關系。由于企業(yè)在政界人脈并不深厚，甚至在進入的時候就有擴張牟利的意圖，造成了企業(yè)信用一旦發(fā)生動搖，危機容易被迅速放大。

它們都是負債經營的信奉者。南德、德隆都試圖靠并購來實現(xiàn)企業(yè)規(guī)模的快速擴張，在負債上都有債權人過度分散、負債成本過高以及短貸長用的特點，這顯然是一種十分危險的財務模式。

它們都是烏托邦主義的犧牲者。牟其中、唐萬新兩人都有很完整的產融結合理論，并得到了很多經濟學家的追捧。南德有自己的研究院，出版自己的學術刊物；德隆號稱有150人專門從事產業(yè)戰(zhàn)略投資的研究。然而，他們的理論由于過于理想化，從來就沒有真正實現(xiàn)過。讓人悲哀的是，兩人在身陷大獄之后，盡管有很多悔恨和反思，但是對他們各自的理論卻仍然充滿無比的自信與自豪。

德隆崩盤后，很多學者都將德隆之敗視為值得中國民營企業(yè)家們借鑒的一個重要標本。并購專家劉紀鵬認為：“評價德隆就是評價中國民營企業(yè)，它提出的還是那個老問題：成長難道永遠是道坎嗎？”一位資深的財經評論家則寫道：“反思德隆就是反思我們自己，反思中國企業(yè)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反思中國的管制環(huán)境和經濟崛起的社會基礎?！贝搜澡忚?，頗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