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個例子，據(jù)報道，8月8日，當劉兆玄在應變中心聽取簡報時，聽到災情慘重的屏東縣應撤離人數(shù)竟然只有21人時，明知與實際災情應有很大落差，便神色凝重地當場質疑：“這數(shù)字怎么來的？”屬下趕緊解釋，是由地方政府呈報上來的數(shù)據(jù)。稍晚趕來的馬英九同樣板著臉說，地方一開始請求臺北支持和派出救災車輛，但調派的軍方車輛卻受困于淹水地區(qū)，至后來才加派橡皮艇等救災器具，馬批評地方災情研判明顯有問題，所以不能完全按照地方請求作出決策和救援。

這中間有沒有為了政治目的而刻意隱瞞以至掣肘的，我不知道。但這種互相推諉、互扯對方后腿的情況，無疑對救災有影響。

最后，水災不同地震，就過程而言，地震于幾秒鐘內發(fā)生以至完成，震級和破壞力可以馬上準確知道，領導人較易就災情迅速作出判斷，從而調動資源救災；相反，水災發(fā)生過程較為綿長，氣象專家亦坦言要準確預測短期降雨量十分困難，所以領導人在水災初期醞釀時較易思想麻痹，到災情一發(fā)不可收拾時才猛然醒覺。

因此，大家固然應該贊賞溫總理事發(fā)后一個小時便動身起程，但當大家批評水災前夕，即8月7日馬英九走了去參加婚禮，或者8月8 日薛香川與家人吃飯慶祝父親節(jié)，高官處事輕重不分時，也要問問自己，這是否是一種“事后孔明”式的批評呢？(不過，劉兆玄于8月11日，抽空去染發(fā)/理發(fā)，卻真的難以說得過去。)

所以馬英九今次水災危機管理失當，暴露其領導素質上的不足，這是不爭的事實，但當大家嘗試下斷語前，亦最好記得他面對的局限。

當然，這些解釋只能出于局外人如筆者這類政治評論員之口，相反，如果出于相關官員之口，就只會觸發(fā)更大的民憤，以至一場政治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