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舟序:請不要穿著敵人的褲子去罵敵人不穿褲子
張鐵志這部《時代的噪音——從迪倫到U2的抵抗之聲》會令人設想另一部也許也值得一寫的書,比如《時代的噪音——從崔健到左小祖咒的抵抗之聲》。問題是:中國的特殊語境何在?
出版社最初曾建議把這部書命名為《音樂殺死槍》,但是顯然我和張鐵志一樣難以認同。從來都只能是槍殺死音樂,羅大佑當年的《現(xiàn)象七十二變》唱到“有人在黑夜之中槍殺歌手”。當代音樂史上,槍殺歌手的最突出的例子,也許是一九七三年智利軍政府槍殺了維克托·加拉 (Victor Jara,關(guān)于拉美以及亞非的“抵抗之聲”,張鐵志應當再寫一部書)。即使不槍殺歌手,也可以槍殺歌曲,槍殺歌詞,諷刺的是,羅大佑這句“槍殺歌手”當年在國民黨審查制度下只能印成“借酒消愁”。
假如以二元對立思維將槍和音樂變成你死我活的對峙關(guān)系,失敗的必定是音樂——我說的是音樂美學,以及對于世界和人性復雜性的認識。
這就是為什么一看到有人自命為“民謠的切·格瓦拉”,我會捏著鼻子躲開。
抗議歌曲的悖論和危險在于,在“音樂殺死槍”的激情裹挾下反而容易淪為音樂的自殺,“抗議”不幸殺死了歌曲。我們不得不承認,“抗議之聲”也好,“抗議歌手”也罷,其定義是有先天缺陷的。
而“時代的噪音”并不僅僅只是“抗議之聲”的同義重復,假如將“噪音”理解為對于參差多元世界的包容,那么“噪音”就要大于“抗議之聲”。比如鮑勃·迪倫就遠不僅僅是一位抗議歌手,更是一位“時代的噪音”制造者,噪音不僅僅是政治觀點、社會思想上的異議和抗議,也意味著音樂美學、藝術(shù)理念上的實驗和創(chuàng)新。這正是迪倫比皮特·西格們偉大之處,他不單確立了抗議歌曲的典范,也凸顯了抗議歌曲的邊界乃至局限,進而完全超越了抗議歌曲。
我們要抗議的不僅僅是社會的腐敗和道德的淪喪,還有語言的腐敗和美的流失。我們不能穿著敵人的褲子去罵敵人不穿褲子。審美惰性以及源遠流長的載道文化傳統(tǒng)也容易使人們在褒揚音樂的社會功能的同時忽視了美學價值,近來勢頭洶涌的民謠熱就有這個問題,媒體言必稱民謠,并不惜在吹捧民謠的同時可笑地貶低搖滾樂以及實驗音樂,更要命的是片面地唯“抗議歌曲”或“社會問題”歌曲獨尊而無視民謠的多樣性。
“抵抗之聲”要警惕的是動輒簡單化為“政治之聲”,而人性,總是大于政治的。比如小河,他一只腳淌民謠的清水、一只腳又淌實驗的渾水,也就不易見容于民謠原教旨主義者,另外,對政治社會議題缺乏興趣甚至缺乏了解,并不妨礙他挖掘出潛藏于社會政治建筑或廢墟下的人性暗流——比如新作《失蹤人口報告》——那恰恰是更為深刻的洞察和表達。
在我們這個國度、這個時代,“抵抗之聲”的兩難悖論在于:一方面,中國搖滾和民謠的抗議之聲星星之火遠未燎原,期待張鐵志這部書寫到的那些偉大歌手前仆后繼、薪火相傳的感召;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謹防對中國搖滾和民謠由來已久的泛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化的解讀,事實上,無論是崔健、左小祖咒,還是周云蓬,和很多優(yōu)秀歌手一樣,他們都發(fā)出過“抵抗之聲”,卻不能被稱作“抗議歌手”??上г谖鞣饺擞绕涫俏鞣矫襟w眼里,似乎往往只存在中國政治,不存在中國藝術(shù)。
張鐵志這部《時代的噪音——從迪倫到U2的抵抗之聲》會令人設想另一部也許也值得一寫的書,比如《時代的噪音——從崔健到左小祖咒的抵抗之聲》。問題是:中國的特殊語境何在?
出版社最初曾建議把這部書命名為《音樂殺死槍》,但是顯然我和張鐵志一樣難以認同。從來都只能是槍殺死音樂,羅大佑當年的《現(xiàn)象七十二變》唱到“有人在黑夜之中槍殺歌手”。當代音樂史上,槍殺歌手的最突出的例子,也許是一九七三年智利軍政府槍殺了維克托·加拉 (Victor Jara,關(guān)于拉美以及亞非的“抵抗之聲”,張鐵志應當再寫一部書)。即使不槍殺歌手,也可以槍殺歌曲,槍殺歌詞,諷刺的是,羅大佑這句“槍殺歌手”當年在國民黨審查制度下只能印成“借酒消愁”。
假如以二元對立思維將槍和音樂變成你死我活的對峙關(guān)系,失敗的必定是音樂——我說的是音樂美學,以及對于世界和人性復雜性的認識。
這就是為什么一看到有人自命為“民謠的切·格瓦拉”,我會捏著鼻子躲開。
抗議歌曲的悖論和危險在于,在“音樂殺死槍”的激情裹挾下反而容易淪為音樂的自殺,“抗議”不幸殺死了歌曲。我們不得不承認,“抗議之聲”也好,“抗議歌手”也罷,其定義是有先天缺陷的。
而“時代的噪音”并不僅僅只是“抗議之聲”的同義重復,假如將“噪音”理解為對于參差多元世界的包容,那么“噪音”就要大于“抗議之聲”。比如鮑勃·迪倫就遠不僅僅是一位抗議歌手,更是一位“時代的噪音”制造者,噪音不僅僅是政治觀點、社會思想上的異議和抗議,也意味著音樂美學、藝術(shù)理念上的實驗和創(chuàng)新。這正是迪倫比皮特·西格們偉大之處,他不單確立了抗議歌曲的典范,也凸顯了抗議歌曲的邊界乃至局限,進而完全超越了抗議歌曲。
我們要抗議的不僅僅是社會的腐敗和道德的淪喪,還有語言的腐敗和美的流失。我們不能穿著敵人的褲子去罵敵人不穿褲子。審美惰性以及源遠流長的載道文化傳統(tǒng)也容易使人們在褒揚音樂的社會功能的同時忽視了美學價值,近來勢頭洶涌的民謠熱就有這個問題,媒體言必稱民謠,并不惜在吹捧民謠的同時可笑地貶低搖滾樂以及實驗音樂,更要命的是片面地唯“抗議歌曲”或“社會問題”歌曲獨尊而無視民謠的多樣性。
“抵抗之聲”要警惕的是動輒簡單化為“政治之聲”,而人性,總是大于政治的。比如小河,他一只腳淌民謠的清水、一只腳又淌實驗的渾水,也就不易見容于民謠原教旨主義者,另外,對政治社會議題缺乏興趣甚至缺乏了解,并不妨礙他挖掘出潛藏于社會政治建筑或廢墟下的人性暗流——比如新作《失蹤人口報告》——那恰恰是更為深刻的洞察和表達。
在我們這個國度、這個時代,“抵抗之聲”的兩難悖論在于:一方面,中國搖滾和民謠的抗議之聲星星之火遠未燎原,期待張鐵志這部書寫到的那些偉大歌手前仆后繼、薪火相傳的感召;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謹防對中國搖滾和民謠由來已久的泛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化的解讀,事實上,無論是崔健、左小祖咒,還是周云蓬,和很多優(yōu)秀歌手一樣,他們都發(fā)出過“抵抗之聲”,卻不能被稱作“抗議歌手”??上г谖鞣饺擞绕涫俏鞣矫襟w眼里,似乎往往只存在中國政治,不存在中國藝術(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