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兩國簽署條約，相互居然要交換中文譯本，這在中國之外的國際交往史上或許是很少見的情形，部分原因正是由于衛(wèi)三畏的漢學家身份，在不通對方語言的情況下，雙邊都需要增添一個可溝通語言的譯本來確保條約內(nèi)容的準確。在最后簽字時，雙方核實中文譯本，發(fā)現(xiàn)一方的譯本多了一個字，就把它擦去了。簽約時，不僅英文和日文原始文本，而且別種譯本也要簽署。簽約之外，衛(wèi)三畏還專門起草一份文書給日方，闡明西方世界在處理國際關(guān)系時所遵循的準則，以及向西方開放對于日本的好處。這對于日本此后的開放政策或許也起到了某些作用。

此后，也有“尊王攘夷”運動以及小規(guī)模的與列強的沖突［如1863年的“薩英戰(zhàn)爭”］，但是大體而言，西方算是“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了。對于日本而言，雖然條約也有對于主權(quán)的損害，但是通過這種相對和平的方式融入國際社會畢竟還是幸運的。與之相比，中國的開放過程就艱難而曲折得多。從19世紀早期開始的一個世紀里，中國與西方甚至崛起后的日本之間戰(zhàn)爭頻仍，兵連禍結(jié)，條約喪權(quán)辱國，賠款動搖國本，領(lǐng)土慘遭瓜分，實在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多少有些無奈的是，中國在西方強權(quán)下的失敗每每成為日本的借鏡和警鐘。日美條約能夠和平簽訂，跟日本人獲悉此前中國在與西方對抗中的慘敗就有很大關(guān)聯(lián)。佩里的船隊從英國割據(jù)的香港出發(fā)本身的象征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

因?qū)χ袊兄L久的觀察，踏上東土的衛(wèi)三畏也免不了把日本人和中國人兩廂比照。他說日本的官員服飾“花花綠綠，相當怪誕，顯示出他們的品位不高，比起中國的長袍差遠了”。下面這段話，是他剛剛到達日本一周時給他弟弟的信中寫下的：“和中國人比起來，日本人給人的感覺是更加理性，精力也更加充沛。但是我覺得他們的生活并沒有中國人那樣舒適。他們的行動很不自由，也沒有中國人那樣有靈性。不過，與中國人相比，他們有著更強的進取心和好勝心。當這兩個民族都認識到與別國進行交流的重要性以后，很可能日本人會在世界上為自己謀取到更高一些的地位?！薄?即使今天讀來，他的話也值得我們?nèi)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