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文宗起用李訓、鄭注是為了翦除宦官的流行說法不確，實際上是為了破除李德裕、李宗閔兩個官僚朋黨。文宗起用他們后，認為他們同自己的太平理想契合，予以倚重，這時才翦除宦官，是實現(xiàn)理想的一個步驟。李訓、鄭注發(fā)動政變，以臨時糾集的烏合之眾，同擁有強大軍隊的龐大宦官勢力斗爭，必然失敗。昭義藩鎮(zhèn)的介入，抑制了宦官勢力，穩(wěn)定了國家局勢。李德裕黨平定昭義叛亂，主要為著樹立朝廷的權(quán)威，但由于派系劣根性作怪，藉機陷害、打擊李宗閔黨，硬把李訓、鄭注和不知情的其他官員拉扯進去，因而否定李訓翦除宦官的活動。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京師長安爆發(fā)甘露之變，是中唐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各種通史和唐代史讀物都不得不提及，但都是僅就文宗起用李訓、鄭注翦除宦官立論。本文把甘露之變放在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庶幾從它與官僚黨爭和藩鎮(zhèn)的瓜葛中揭出一些新的意蘊。

　　一、文宗何以起用李訓、鄭注

　　文宗何以起用李訓、鄭注，各種讀物大抵因襲舊史說法，認為文宗為了利用他們翦除宦官，由于他們投靠宦官頭子王守澄起家，可以麻痹宦官的警覺。我認為這不是主要原因，僅在其它原因之次。

　　文宗大和年間，官僚大致分為以宰相李宗閔、李德裕為黨魁的兩黨。所謂"黨"，并非近代意義的政黨，而是松散的政治團伙，它們沒有成文的政治綱領(lǐng)、嚴格的紀律、上下級機構(gòu)和精確的身份，由政治見解大致相同、志趣投合、來往親密的官員構(gòu)成。李宗閔黨（俗稱牛黨，以牛僧孺命名）人數(shù)頗多，重要分子有宰相牛僧孺，給事中楊虞卿及其從兄中書舍人楊汝士、其弟戶部郎中楊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京兆尹杜悰等。李德裕黨有御史大夫兼翰林侍講學士鄭覃等。兩黨明爭暗斗，鬧到不可開交的地步。大和七年，文宗把楊虞卿、張元夫、蕭澣調(diào)到外地當州刺史，開始著手拆散朋黨。文宗談到他們的朋黨問題，李宗閔說："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立即反唇相譏："給、舍非美官而何？"李宗閔頓時"失色"。（《資治通鑒》卷244）李宗閔出主意罷免了鄭覃的侍講學士身份，以減少他與文宗的接觸機會。文宗夸獎"殷侑通經(jīng)學，為人頗似鄭覃。"李宗閔說："覃、侑誠有經(jīng)學，于議論不足聽覽。"李德裕說："殷、鄭之言，他人不欲聞，唯陛下切欲聞之。"（《舊唐書》卷173《鄭覃傳》）兩黨對峙，意見對立，彼此吵得面紅耳赤，文宗因而感嘆道："去河北賊（河朔跋扈藩鎮(zhèn)）非難，去此朋黨實難。"（《舊唐書》卷176《李宗閔傳》）李德裕好強厲害，使得文宗不能忍受。大和八年，文宗打算安排李宗閔黨前身的黨魁李逢吉的侄兒李仲言（即李訓）為諫官，置之翰林，李德裕以此人曾犯罪流放嶺南為理由加以反對。文宗說："然豈不容其改過？"李德裕認為本性難移。文宗說："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商量"別除一官"。李德裕堅持說："亦不可。"文宗看著宰相王涯，王涯只好說"可"。李德裕連忙揮手制止他，文宗回頭，正好看見，"色殊不懌而罷"。（《資治通鑒》卷245）無疑，只有把兩黨骨干分子從朝廷中清除出去，才談得上朝政的決策和實施；只有起用兩黨以外的人物，才談得上把兩黨骨干分子從朝廷中清除出去。李訓和鄭注適應(yīng)了這一需要，被文宗起用。

　　鄭注醫(yī)術(shù)高明，曾在藩鎮(zhèn)節(jié)度使李愬手下供事，結(jié)識了監(jiān)軍宦官王守澄。他后來在政治生活中反復無常，玩弄陰謀詭計，因而名聲不好，史書中有很多官僚士大夫抨擊他的言論。但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敏悟過人，博通典藝，棋弈（原誤作奕，徑改）醫(yī)卜，尤臻于妙。人見之者，無不歡然"。（《舊唐書》卷184《宦官》）李愬稱他為"奇才"，王守澄稱他為"奇士"。（《舊唐書》卷169《鄭注傳》）王守澄入朝知樞密，專擅朝政，把他帶到京師。在大和五年文宗與宰相宋申錫密謀誅殺宦官之際，他伙同王守澄誣陷宋申錫謀反，企圖置宋申錫于死地，文宗因此極討厭他。但大和七年文宗患了風疾，不能說話，王守澄推薦鄭注由昭義藩鎮(zhèn)（駐潞州，今山西省長治市）行軍司馬任上來京為文宗治病，文宗"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資治通鑒》卷244）李訓勾結(jié)鄭注，被王守澄推薦給文宗侍講《周易》，大和八年，次第擔任四門學助教、國子學《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學士，得以和文宗私下接觸。由于他"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辨，多權(quán)數(shù)"，文宗"以為奇士，待遇日隆"。（《資治通鑒》卷245）

　　李德裕引起文宗"不懌"，沒多久便被撤銷了宰相職務(wù)，史籍把責任推到王守澄、李訓、鄭注身上，說他們"皆惡李德裕"，便"引宗閔以敵之"（《資治通鑒》卷245），把他從藩鎮(zhèn)節(jié)度使任上征回京師，與李德裕互換職務(wù)。但這時李訓僅僅是品秩卑微的四門學教書匠，鄭注剛從昭義節(jié)度副使任上調(diào)回京師，他們哪有那么大的能量？因此，李德裕罷相盡管王守澄起了重大作用，但主要取決于文宗的態(tài)度，李訓、鄭注這時還只是文宗用以破除官僚派系的小小打手。下一個目標是李宗閔。大和九年，鄭注當上了守太仆卿兼御史大夫。京城誤傳他為文宗合煉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一向厭惡京兆尹楊虞卿，就伙同李訓構(gòu)陷他，說這個謠言出自他的家人。楊虞卿下御史臺監(jiān)獄，李宗閔"極言救解"，文宗斥責李宗閔說："爾嘗謂鄭覃是妖氣，今作妖覃耶爾耶？"（《舊唐書》卷176《李宗閔傳》）于是貶他為外官。隨后，鄭注揭發(fā)李宗閔當年當吏部侍郎，通過一位姓沈的駙馬都尉結(jié)托女學士宋若憲和宦官頭子楊承和，由二人在宮中多次美言，才當上宰相。于是李宗閔再貶。這樣，兩個集團的首領(lǐng)都被逐出朝廷，其黨羽也被清除出去。文宗對于"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進孤立，庶幾無黨，以革前弊"（《舊唐書》卷172《李石傳》），于是起用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輿為宰相。

　　進一步的問題是，文宗為什么倚重李訓、鄭注？文宗喜讀《貞觀政要》，對于唐太宗孜孜政道而取得貞觀之治的局面，一直很向往，并且急于求成。大和六年，他對宰相們說："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牛僧孺說："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事后牛僧孺對同事們說："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資治通鑒》卷244）他于是辭去了宰相職務(wù)。兩黨其他官員也都沒有同文宗這種迂闊的理想相契合的表現(xiàn)。李訓、鄭注則不然，二人為文宗"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甚至具體到"開陳方略，如指諸掌"的地步。文宗"以為信然，寵任日隆"。（《資治通鑒》卷245）顯然，李訓、鄭注是在吹牛皮說大話。當時宦官專權(quán)，官僚朋黨，藩鎮(zhèn)跋扈，財政困難，在這樣的政治經(jīng)濟條件下，天下太平談何容易，因而牛僧孺的話倒是符合實際的。關(guān)于"除宦官"，下面再分析，這里分析"復河湟"問題。河湟指河西、隴右，吐蕃趁安史之亂，占據(jù)了這個地區(qū)，唐廷何嘗不萌生收復念頭，為客觀條件所限，一直無如之何。杜牧《河湟》詩說："元載相公曾借箸，憲宗皇帝亦留神。"（《樊川文集》卷2）唐代宗大歷八年（773），宰相元載只是籌劃在臨近淪陷區(qū)的地方置戍兵、筑城堡而已，而且沒能實施。唐憲宗看舊地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jīng)略之"，但"未暇也"。（《新唐書》卷216下《吐蕃下》）這些都是文宗以前的事。文宗以后，吐蕃衰敗，內(nèi)斗激烈，淪陷區(qū)唐人趁機起義，以其地歸唐。沙州（治今甘肅敦煌市）人張義潮領(lǐng)導民眾繼續(xù)斗爭，收復了河隴13州土地，唐宣宗大中三年（849）繪地圖以獻唐廷。這完全是民眾自發(fā)的行動，唐廷事后才知道，自己一方根本沒有出任何力。那么，李訓、鄭注"復河湟"云云，不過是空疏的宣言，哄騙文宗，哄騙輿論，不可能付諸實施。而且二人并不具備治理國家的能力。"鄭注每自負經(jīng)濟之略"，文宗問到"富人之術(shù)"，他"無以對，乃請榷茶"。（《資治通鑒》卷245）鹽鐵轉(zhuǎn)運使令狐楚兼領(lǐng)榷茶使，深有體會，認為"榷茶實為蠹政"，"豈有令百姓移茶樹于官場中栽植，摘茶葉于官場中造作？"（《舊唐書》卷172《令狐楚傳》）茶樹是不能移植的，因而古代婚姻習俗有女方接受男方贈茶的訂婚聘禮，表示自己對婚姻忠貞不移。小說《紅樓夢》中王熙鳳同林黛玉開玩笑，說："你既然吃了我們家的茶，還不給我們家當媳婦？"不知醫(yī)術(shù)精湛的鄭注為什么對"本草"習性如此昧然。

　　總之，文宗起用李訓、鄭注，最初是為了破除官僚朋黨，被他們的夸夸其談所迷惑，誤以為他們是扭轉(zhuǎn)乾坤的奇才，遂加以重用，翦除宦官是后來的事，是實現(xiàn)太平理想的一個步驟。

　　二、李訓翦除宦官的行動何以托詞甘露

　　李訓、鄭注同文宗密謀，殺掉了宦官頭子王守澄，目標轉(zhuǎn)向另一個宦官頭子仇士良。李訓假稱左金吾衛(wèi)辦公院的石榴樹上夜間降下甘露，這在冬天無疑是很奇怪的事，想誘騙仇士良偕眾宦官前往觀看，伏兵突起，殺掉他們。李訓為什么要托詞甘露？古人迷信，看重任何所謂祥瑞，天降甘露更看作是天下太平的瑞兆。甘露之變發(fā)生的這一年，僅在鳳翔藩鎮(zhèn)（駐今陜西鳳翔縣），先有五色云出現(xiàn)，后捕獲白兔，監(jiān)軍宦官都想上報文宗，節(jié)度使杜悰阻止，"監(jiān)軍不悅，以為掩蔽圣德"。鄭注繼任鳳翔節(jié)度使，上報紫云出現(xiàn)，并獻上白雉。在京師，八月，"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采而嘗之，百官稱賀"。因此，李訓托詞甘露，與此前的祥瑞承接，既迎合了文宗和宦官、朝官們的心理，又同文宗和自己的太平理想一致，便于開展行動。甘露之變過后，文宗對杜悰說："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資治通鑒》卷246）文宗從依靠李訓、鄭注翦除宦官，到公開批判他們利用祥瑞，看樣子不是為了推卸責任，而是表明文宗雖參與了同他們的密謀活動，但他們具體怎樣行動，文宗未必任何細節(jié)都知道。在宦官眾目睽睽之下，文宗同他們的接觸不會過于頻繁，說話不會面面俱到、處處明朗。

　　三、李訓、鄭注失敗的必然性

　　甘露之變爆發(fā)，李訓、鄭注徹底失敗，連同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以及王璠、羅立言、郭行馀、李孝本、韓約等官員，皆被宦官滅族。王涯和賈餗并沒有參與李訓的活動。被宦官濫殺的也不只是他們，在京師和鳳翔，至少有三千人。

　　李訓、鄭注敗在宦官手下，是必然的結(jié)局。宦官與中國王朝史相始終，不廢除宦官制度，就不可能取消宦官，殺掉這一批，還會出現(xiàn)另一批。自唐德宗以來，宦官擔任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是中央禁軍的最高統(tǒng)帥?；鹿偎阅?quot;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便是由于掌握軍權(quán)，形成勢力。甘露之變前，王守澄、仇士良便擔任著右軍中尉、左軍中尉的職務(wù)?；鹿倩蛟诰?，或在地方監(jiān)軍、巡邊，"高品白身之數(shù)，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對于如此強大的勢力，李訓"欲盡誅宦官"（《舊唐書》卷184《宦官》），鄭注打算在鳳翔挑選數(shù)百親兵，利用埋葬王守澄的機會，"令內(nèi)臣中尉以下盡集浐水送葬"，"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資治通鑒》卷245）這種做法，用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語言來說，是"左"傾機會主義的盲目行動，不可能奏效。李訓、鄭注所以期望通過陰謀詭計僥幸獲勝，是由于他們都是政治投機分子和政治暴發(fā)戶，升遷異常，品質(zhì)多疵，為官僚們所不齒，不具備威望和號召力、凝聚力，也不具備審時度勢的能力。

　　鄭注出任鳳翔節(jié)度使，在當?shù)亟M織力量。李訓搶先在京師下手，利用幾位剛剛變動職務(wù)的人匆忙行事。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被任命為河東節(jié)度使，大理卿郭行馀為邠寧節(jié)度使，這是弄虛作假，他們并沒有赴鎮(zhèn)，只是為了"托以募爪牙為名"在京師"招募豪俠"（《舊唐書》卷169《王璠傳》），政變時只有"部曲數(shù)百"。（《資治通鑒》卷245）京兆少尹羅立言權(quán)知京兆府事，他指使長安、萬年兩縣的捕賊官糾集吏卒。但官吏消極應(yīng)付，"萬年捕賊官鄭洪懼禍托疾，既而詐死，令家人喪服聚哭"。（《舊唐書》卷169《羅立言傳》）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李孝本權(quán)知御史中丞，在起事當天率領(lǐng)"御史臺從人二百馀"，羅立言率領(lǐng)"京兆邏卒三百馀"（《資治通鑒》卷245），倉促應(yīng)付局面。倒是左金吾衛(wèi)大將軍韓約手下有兵，但他剛由太府卿改換職務(wù)，在軍中沒有資歷、威望，沒有指揮能力，而且膽小如鼠，當仇士良一行來看"甘露"時，他竟嚇得"變色流汗"。王璠和他伯仲之間，李訓指揮他來文宗面前"受敕旨"，他竟"股栗不敢前"。（《資治通鑒》卷245）宦官利用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神策軍對付這類臨時拼湊的烏合之眾，牛刀小試即可。仇士良命令左右神策軍各出動五百人，即刻便使李訓力量和不相干的官吏、市人流血成河、僵尸遍地。

　　四、昭義藩鎮(zhèn)對穩(wěn)定國家局勢的功績

　　甘露之變事起，宦官們協(xié)調(diào)了內(nèi)部關(guān)系，加強了族類意識，對于官僚士大夫，不論有黨無黨、何派何系，一律視為仇敵。巡邊宦官田全操回京途中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資治通鑒》卷245）宦官對所謂逆人親黨進行大清洗，肆意殺戮，霸占財物。官僚士大夫身家性命毫無保障，心靈受到震撼，把仕途看作畏途。裴度"不復以出處為意"。（《舊唐書》卷170《裴度傳》）白居易遠在洛陽，"愈無宦情"。（《舊唐書》卷166《白居易傳》）他的《詠史（自注：九年十一月作）》詩說："秦磨利劍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蓱z黃綺入商洛（按：用西漢初隱士商山四皓典），閑臥白云歌紫芝。彼為菹醢幾上盡，此作鸞鳳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白居易集》卷63）《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自注：其日獨游香山寺）》詩說："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yīng)不暇（按：曹魏末年，嵇康被殺，臨刑索琴奏《廣陵散》），憶牽黃犬定難追（按：《史記·李斯列傳》：丞相李斯被滅族，對其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白居易集》卷65）這時的宰相是鄭覃和中立不黨的人士李石，二人頂住腥風血雨，勉強辦公。議論朝政時，仇士良闌入其中，動輒以李訓、鄭注的事來侮辱恐嚇他們。他們則以李訓、鄭注由宦官王守澄引進為據(jù)，反問道："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使得"宦者稍屈"。（《資治通鑒》卷245）仇士良派刺客暗殺李石，雖受傷未死，但嚇得"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師數(shù)日方安"。正是由于李石、鄭覃不同宦官妥協(xié)，才使得"紀綱粗立"。（《資治通鑒》卷246）

　　僅靠鄭覃、李石個人的節(jié)操和能力，還不足以抑制宦官，是昭義藩鎮(zhèn)對宦官的態(tài)度給他們提供了有效的憑借。該鎮(zhèn)節(jié)度使劉從諫連續(xù)上表"請王涯等罪名"，還說："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gòu)逆！訓等實欲討除內(nèi)臣，兩中尉（指仇士良、魚弘志）自為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shè)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nèi)臣擅領(lǐng)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他表示"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cè)！"（《資治通鑒》卷245）先屬于李宗閔黨后屬于李德裕黨的士人李商隱，號召其它藩鎮(zhèn)響應(yīng)昭義。他的《重有感》詩說："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關(guān)右，陶侃軍宜次石頭。"（《全唐詩》卷540）玉帳指軍帳，牙旗指旌旗，是節(jié)度使的居處和用物。這里說節(jié)度使擁有兵力，占據(jù)有利形勢，應(yīng)該在國家安危關(guān)頭同皇帝休戚與共。竇融是東漢初年的涼州牧，涼州即今甘肅武威地區(qū)，屬于函谷關(guān)以西地區(qū)。他得知光武帝劉秀欲討伐隗囂，便上表問出兵時間，打算效力。這里用以指劉從諫上表事。東晉蘇峻謀反，陶侃同溫嶠、庾亮等人會師于京師建康（今江蘇南京市）石頭城下，終于殺掉蘇峻。這里用以鼓動劉從諫會同其他節(jié)度使進軍長安，消滅宦官。劉從諫的聲討以及會引起什么樣的后果，使得仇士良極度恐慌，宦官勢力不得不有所收斂。關(guān)于劉從諫對穩(wěn)定國家局勢所起的作用，史官有公正的評論。一則說："是時中官頗橫，天子不能制，朝臣日憂陷族，賴從諫論列而鄭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舊唐書》卷161《劉悟傳附子從諫》）一則說："茍無藩后之勢，黃屋（指朝廷）危哉！"（《舊唐書》卷169《史臣曰》）

　　劉從諫提到王涯，是由于王涯并不知道李訓的計劃，也被宦官族誅，拿這事譴責宦官，更加義正詞嚴。于是昭義鎮(zhèn)成了保護受害者的卵翼，李訓的哥哥李仲京，郭行馀的兒子郭臺，王涯的侄孫王羽，韓約的兒子韓茂章、韓茂實，王璠的兒子王渥，賈餗的兒子賈庠，都逃到這里避難。

　　五、李德裕何以否定李訓等人翦滅宦官的行動

　　李訓等人翦滅宦官，是為著李唐王朝的利益，而且是秉承文宗的旨意行事的。因此，古人對于這一事件的性質(zhì)給予正面肯定?！杜f唐書·宦官傳》開篇評論宦官肆虐，把李訓同宋申錫相提并論，說："文宗包祖宗之恥，痛肘腋之仇，思翦厲階，去其太甚。宋申錫言未出口，尋以破家；李仲言謀之不臧，幾乎敗國。"唐武宗繼位后，李德裕擔任宰相，仇士良很討厭他。但武宗猜忌厭惡仇士良，解除了仇士良的實權(quán)，并于會昌三年（843）退休。繼之掌實權(quán)的宦官"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愨，不敢預事"。（《資治通鑒》卷247）君相朝臣承受的宦官壓力相當小，時機有利，可以做好李訓等人的善后工作。然而出人意料，會昌四年李德裕主持平定了昭義鎮(zhèn)的叛亂，上述幾位避難者被該鎮(zhèn)內(nèi)部人殺掉，"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詔令"宣告中外，識者非之"。（《資治通鑒》卷248）

　　李德裕為什么否定李訓等人翦滅宦官的行動，并且把不相干的兩個宰相拉扯進去？

　　話題回到昭義鎮(zhèn)上來。唐敬宗寶歷元年（825），昭義節(jié)度使劉悟病故，其子劉從諫欲繼承職務(wù)，托言先父遺表中的意愿，把遺表上呈朝廷，請求批準。朝中討論，多數(shù)大臣認為昭義是內(nèi)地藩鎮(zhèn)，與河朔三鎮(zhèn)不同，不能像三鎮(zhèn)那樣實行世襲制。"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賄，曲為奏請"（《舊唐書》卷161《劉悟傳附子從諫》），使劉從諫如愿以償。會昌三年，劉從諫病故，其侄劉稹冒充其子，請求繼任節(jié)度使。武宗命劉稹以全族入京，擔任朝官，劉稹不從，武宗和李德裕決定出兵討伐。劉稹上表辯解并懇求朝廷罷兵，說："亡父從諫為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為權(quán)幸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這里所說"權(quán)幸所疾"，指李德裕事，他認為甘露之變以來劉從諫的所作所為是"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資治通鑒》卷247）他謀劃用兵方略，說："澤潞國家內(nèi)地，不同河朔。"當年劉從諫"欲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cè)，與鄭注、李訓交結(jié)至深，外托效忠，實懷窺伺"。"劉稹所恃者，河朔三鎮(zhèn)耳。但得魏、鎮(zhèn)不與稹同，破之必矣。請遣重臣一人，傳達圣旨，言澤潞命帥，不同三鎮(zhèn)。自艱難以來，列圣皆許三鎮(zhèn)嗣襲，已成故事。今國家欲加兵誅稹，禁軍不欲出山東。其山東三州（昭義藩鎮(zhèn)管五州，澤州、潞州在山西，邢州、洺州、磁州在河北，即山東三州），委魏、鎮(zhèn)出兵攻取。"（《舊唐書》卷174《李德裕傳》）李德裕堅持平定昭義，固然主要是為了樹立朝廷的權(quán)威，防止節(jié)度使世襲制由邊地向內(nèi)地蔓延，但他把黨爭因素帶入其中，想藉機清算從李逢吉以來的政敵，便使得平定藩鎮(zhèn)叛亂的戰(zhàn)場同時成了派系斗爭的戰(zhàn)場。他構(gòu)陷牛僧孺、李宗閔，想把他們置于死地。他對武宗說："劉從諫據(jù)上黨十年，太（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zhí)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他"使人于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河南少尹呂述迎合李德裕的意圖，寫信給李德裕，誣陷"稹破報至，僧孺出聲嘆恨"。（《資治通鑒》卷248）武宗大怒，遂將牛僧孺、李宗閔貶斥蠻荒，徹底打倒。至于王涯，早在唐憲宗元和三年（808），便為時任宰相的李德裕之父李吉甫所怒，受到貶官處分。李德裕把不曾參與李訓行動的王涯叫做"逆賊"，無非是"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論語·學而篇》）而已。甘露之變過后，李德裕黨人陳夷行就想把鄭注的事栽贓于李宗閔。他對文宗說："宗閔養(yǎng)成鄭注之惡，幾覆邦家，國之巨蠹也。"李宗閔黨人楊嗣復反駁道："比者陛下欲加鄭注官，宗閔不肯，陛下亦當記憶。"（《舊唐書》卷176《李宗閔傳》）由此可見，李德裕所以否定李訓翦滅宦官的行動，是出于派系的劣根性，把李訓等人及昭義藩鎮(zhèn)同李宗閔黨硬扯在一起，大做文章。然而史學界研究李德裕平定昭義叛亂問題，始終未注意到這一層含義，因此本文予以發(fā)覆，希望能給后來的研究者提個醒。

　　附帶討論一個說法。史學界普遍認為李德裕黨對藩鎮(zhèn)持強硬態(tài)度，李宗閔黨持姑息態(tài)度，前者優(yōu)后者劣。李德裕黨事例即平定昭義叛亂一事。李宗閔黨事例是：大和五年，范陽藩鎮(zhèn)（駐幽州，今北京市）內(nèi)訌，副兵馬使楊志誠逐節(jié)度使李載義。文宗問如何處置，宰相牛僧孺說："此不足煩圣慮。且范陽得失，不系國家休戚，自安、史以來，翻覆如此。前時劉總以土地歸國，朝廷耗費百萬（指賞賜），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指賦稅）入于天府，尋復為梗。至今志誠亦由（猶）前載義也，但因而撫之，俾捍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賴也。假以節(jié)旄，必自陳力，不足以逆順治之。"（《舊唐書》卷172《牛僧孺?zhèn)鳌罚┭芯空邆兒雎粤朔蛾柡驼蚜x的差異。范陽是邊地藩鎮(zhèn)，安史亂后，朝廷對它的控制一直是鞭長莫及，因而視同化外，只要它能防范奚、契丹的內(nèi)犯即可，其余不再計較。而昭義是內(nèi)地藩鎮(zhèn)，地近東都洛陽，朝廷不能容忍它尾大不掉。上引李德裕言論表明他看到了內(nèi)地藩鎮(zhèn)與邊地藩鎮(zhèn)的區(qū)別，并以承認河朔三鎮(zhèn)世襲制特權(quán)為前提，爭取它們出兵配合平定昭義叛亂?？梢姡畹略Υ叺胤?zhèn)的態(tài)度同牛僧孺完全一致，研究者們卻要肯定李德裕否定牛僧孺，豈非咄咄怪事。

　?。ǜ念}《甘露之變新論》載《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此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