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積極態(tài)度

　　佛教對士大夫處世態(tài)度的消極影響，形成了習見的社會現(xiàn)象，以至于當我們轉而討論佛教對士大夫處世態(tài)度的積極影響時，可能讀者都會嗔怪筆者怎么能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往往被人們忽視，因為它事例太少，太不顯眼。然而按照事物發(fā)展的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有消極必然有積極，因而它屬于佛教的正常影響。

　　佛教所追求的涅槃境界，是一種積極的狀態(tài)。達到這一境界，就永遠脫離三界六道的輪回之苦，絕對超脫，不生不死，湛然長存，圓滿而寂靜。達到涅槃境界的途徑，八正道中有正精進，六度中有精進波羅蜜，都指積極的態(tài)度和手段?！稛o量壽經》卷上說："勇猛精進，志愿無惓。"唐代僧人窺基《彌勒上生經疏》卷下解釋"精進"二字說："精謂精純無惡雜也，進謂升進不懈怠故。"精進即是執(zhí)著地追求佛教真理，按照佛教規(guī)定，毫不倦怠地修善斷惡，去染轉凈。白居易《唐江州興果寺律大德湊公塔碣銘（并序）》說：神湊律師"以精進心，脂不退輪；以勇健力，撾無畏鼓"。具體地說，神湊"心行禪，身持律，起居動息，皆有常節(jié)。雖冱寒隆暑，風雨黑夜，捧一爐，秉一燭，行道禮佛者，四十五年，凡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勤如是"。（《白居易集》卷41）在這種精進精神的指導下，很多僧人為了學習和宣揚佛教，不遺馀力，百折不撓，出了像玄奘、鑒真那樣的著名高僧；為了捍衛(wèi)佛教，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態(tài)度，置生死于度外，勇敢堅定，出了像法琳那樣的著名護法僧人。這種積極精神，無疑會影響到士大夫。

　　唐初三教斗爭中，李師政撰寫了《內德論》三篇。他在前言中披露了自己的寫作動機，說："搢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鋒起。……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fā)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沾法雨，切磋所惑，積稔于茲。信隨聞起，疑因解滅，昔嘗茍訾而不信，今則篤信而無毀。近推諸己，廣以量人，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為討論之未究；若令探賾索引，功齊于[佛圖]澄、[鳩摩羅]什，必皆深信篤敬，志均于名僧矣。"對于這一政治事件，他的態(tài)度十分積極，沒有絲毫退避無爭的意思。在還擊傅奕對佛教的批判時，他不時地指控說："傅氏觀不深于名僧，思未精于前哲，獨師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為國謀而不忠乎，為身慮而不遠乎！""傅謂有之為損，無之為益，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與佛何讎，而誣之至此，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讎乎！"傅奕"專構虛言，皆違實錄"，"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于佛日乎？但自淪于苦海矣"。（《廣弘明集》卷14）李師政針鋒相對，劍拔弩張，沒有一點讓步的馀地。

　　同樣的情況，還出現(xiàn)在柳宗元的所作所為里。他在《送玄舉歸幽泉寺序》中說："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于世者，則思入焉。"（《柳宗元集》卷25）這無疑是他自己崇奉佛教的動機，說得很明白，受社會力量的約束，感到恥辱，只好以崇奉佛教來達到解脫。這當然是積極的奮斗抗爭，而不是消極的處順就范。因此，他對于一切不同意的事情，都沒有消極地容忍，違心地贊同，而是積極地斗爭。對于韓愈、劉禹錫這樣的好友，不管哪方面有不同看法，他都積極地加以表白?！端蜕瞥跣颉氛f："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游。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接著，他對于韓愈的批評一一予以批駁，結尾特別聲明："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還要等待韓愈的下一步行動而決定自己的行動。其中關于僧人多數(shù)耽玩山水、不慕官職的說法，是針對著世人"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柳宗元集》卷25）的丑惡現(xiàn)象而說的，語含譏刺，旁敲側擊，那用意免不了也捎帶上了韓愈。他對于社會上一些他認為不符合佛教原理的理解，也一一撰文批駁?！对乐菔グ菜聼o姓和尚碑》、《龍安海禪師碑》、《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送元暠師序》、《送琛上人南游序》等文中，都有這樣的內容（參看本書第五章第二節(jié)）。他在《與韓愈論史官書》中，對韓愈的一些說法表示"私心甚不喜"（《柳宗元集》卷31），并加以批評。韓愈認為天有意志，能賞功罰禍，他作《天說》予以批評。劉禹錫發(fā)揮他《天說》的思想，作《天論》三篇。他在《答劉禹錫〈天論〉書》中說："發(fā)書得《天論》三篇，以仆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為異也！"（《柳宗元集》卷31）話說得不夠客氣，但還應該說是朋友間以文會友、周而不比的正常關系。他批判《國語》、《呂氏春秋》中的一些說法，針砭時政，反對苛政猛于虎和過分剝削，反對藩鎮(zhèn)割據，銳意改革，無不表現(xiàn)出積極的品格。這完全體現(xiàn)了他奉佛的確出于"恥制于世"的動機，我們看不到他從佛教受到什么消極影響。

　　在一些政治事件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奉佛士大夫的積極態(tài)度。武則天統(tǒng)治時期，唐中宗被迫遜位，處境非常危險。武則天病重之時，張柬之等人發(fā)動政變，誅殺張易之、張昌宗兄弟，逼迫武則天交權，擁戴唐中宗復辟。張說撰寫的《唐陳州龍興寺碑》一文說："唐祚中微，周德更盛，歷載十六，奸臣擅命，伯明氏有盜國之心，一闡提有害圣之跡?；噬喜俦倍?，起東朝，排閶闔，運扶搖。張目而斥之，殷乎若震雷發(fā)地，欻虩翕響，以克彼二兇；赫然若太陽升天，晞照仰像，以復我萬邦。返元后傳國之璽，受光武登壇之玉。尊祖繼宗，郊天祀地之禮既洎；修舊布新，改物班瑞之典又備。乃考出世之法，鼓大雄（釋迦牟尼）之事，入無功用之品，住不思議之方。一光所燭，庶兆為之清涼；一音所宣，大千為之震動。"（《張燕公集》卷14）這樣的政治見解，雖說是在唐室再造、沒有什么政治風險的情況下發(fā)表的，卻明明白白地借佛教而表示了積極入世的態(tài)度。

　　唐玄宗末年，安祿山、史思明發(fā)動武裝叛亂。叛軍由范陽南下，河朔州縣相繼失守，只有常山顏杲卿和平原顏真卿堂兄弟二人奮起抵抗，挫傷了叛軍的銳氣，大長了正氣。到唐德宗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連鎮(zhèn)叛亂，僭稱冀王、趙王、魏王、齊王；李希烈也趁機發(fā)動叛亂。李希烈攻下汝州，汝州別駕李元平被捆綁帶到李希烈面前時，竟嚇得尿了一褲子。這時，顏真卿已年近八十，受朝廷指派，到許州宣慰李希烈。一路上，鄭叔則、李勉都勸他稍事逗留，向朝廷請求換人，但他大義凜然，視死如歸，一往不顧。他到了李希烈處，李希烈的養(yǎng)子一千馀人，手持明晃晃的鋼刀，爭相逼近他，表示要吃他的肉，諸將圍著他，不住地謾罵，舉刀要殺他，但他毫不畏懼。他為了國家的統(tǒng)一和安定，向李希烈曉以大義，企圖說服李希烈改惡從善，但沒能奏效。李希烈將他拘留，令甲士十人嚴密監(jiān)視，在院中挖坑，揚言要活埋他。他怡然自得，毫不在乎。李希烈后來又積薪沃油，加以威脅。他于是投身赴火，毫不變節(jié)。最后，他罵不絕口，被李希烈派人縊殺。

　　北宋歐陽修在《集古錄》中，對顏真卿的氣節(jié)和崇奉佛老，發(fā)了一通議論。北宋末年的趙明誠不同意歐陽修的說法，認為："《集古錄》云：顏公忠義之節(jié)，皎如日月，而不免惑于神仙釋老之說。予觀魯公（顏真卿）使李希烈時，見危授命，非深于二氏（佛、老）之說者不能。夫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二氏之教與吾儒同也。以魯公而猶謂之惑乎？"（清陳鴻墀《全唐文紀事》卷24，《忠烈門》引《金石后錄·麻姑仙壇記》）這里，我們無法斷定顏真卿見危受命，臨難不茍，視死如歸，到底是出于儒家威武不能屈、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的精神，還是出于對于佛教理想境界的追求，或對于神通廣大、法力無邊的佛教神秘力量的信賴。《顏魯公集》卷5《泛愛寺重修記》說："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喜與學佛者語。人視之，若酷信佛法者，而實不然也。"《顏魯公集》編訂者黃本驥認為文中"既仕于昆"、"每至姑蘇"等句，與顏真卿的生平履歷不符，因而懷疑這篇文章不是他的作品，"《全唐文》不知據何本采入"。但劉軻《廬山東林寺故臨壇大德塔銘并序》說："顏魯公、姜相公并愿……待大師于虎丘、雁門之上。"（《全唐文》卷742）皮日休《追和虎丘寺清遠道士詩》的序言說：蘇州"虎丘山有清遠道士詩一首，……以鬼神自謂，亦神怪之甚者。……顏太師魯公愛之不暇，遂刻于巖際，并有繼作。李太尉衛(wèi)公（李德裕）欽清遠之高致，慕魯公之素尚，又次而和之"。（《全唐詩》卷609）可見顏真卿有"至姑蘇"的經歷和愛佛道的表現(xiàn)。即使根據《泛愛寺重修記》的說法，斷定顏真卿只和佛教打交道而不信奉佛教，但只要打交道就會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不受佛教影響，為什么不遠離佛教，反倒"好居佛寺，喜與學佛者語"？他一貫積極進取，臨危不懼，在處世態(tài)度上受到的佛教影響，與消極毫不相干；那么，受到的影響當然是積極的一面。這種積極，是無可指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