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布魯塞爾的一個研究實驗室獲得了一個從事同樣工作的機會。我一個人回去了，因為我的第二任妻子已經死于肺癌。她在認識我之前煙癮一直很重，雖然在我的堅持下戒了煙，但是危害早已形成。

　　布魯塞爾的私立實驗室購買了我的一個人工大腦制造機器(世界上僅有的4個機器中的一個，售價50萬美元)。這個實驗室創(chuàng)建于信息泡沫時代(dotcom boom)，當時我決定把我在日本攢的10萬美元投資于此，希望成為一個百萬富翁。

　　我的人工大腦制造工作和我的機器吸引了世界媒體的關注—— 一個星期內有兩家國際媒體聯(lián)系我。法國的主流報紙Le Monde寫了大約10余篇關于人工智能的文章，由于媒體的大量關注以至于引起了一次國會聽證會。法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在政治上討論宇宙主義的國家(巴黎，2001年7月)。

　　看起來我的生活似乎非常順利，直到災難的到來。信息泡沫變成了信息災難。投資者不再向高科技有風險的研究室投資。實驗室破產后，我損失了10萬美元，也丟掉了工作。

　　我的下一份工作是在美國當計算機科學教授。難以置信的巧合是，我到美國工作的第一天正好是2001年9月11號。我的系主任那天早上在大學旅館里碰見我，說：“嗨！德·加里斯。你看到這個了嗎？”他指向電視機?！捌婀值男袨椤保蚁?。但是順著他的指向看去，我看到了一幢著火的大樓，并且認出它是紐約世貿中心，我呆若木雞。過一會兒，當我在大學餐廳用早餐時，聽到一個學生尖叫，“他們撞了另一幢大樓！” “美國一直是這樣嗎？”我心里琢磨著。

　　作為一名教授，現(xiàn)在我必須去適應美國的個人主義和放任主義的態(tài)度，去適應教書的需要。我忙得發(fā)瘋，去爭取研究資金并努力適應我到的第6個國家。這些都需要很多精力，所以我沒有在媒體上宣傳我的宇宙主義觀念。

　　幾年前，我給一些退休人員作關于人工智能辯論的講座。結束后，一個出版商找到了我并問：“你考慮過寫一本關于人工智能的書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您現(xiàn)在手中的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