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jù)這樣的一個邏輯，陶東風認為可以解釋，為什么那些在市場上贏得巨額利潤的文化人，比如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幾乎毫無例外地受到學術界同行的激烈聲討，被看作“學術掮客”而不是“真正的學者”。他說，“于丹及其粉絲”與“十博士”以及其他以捍衛(wèi)學術的嚴肅性、經(jīng)典的本真性的學者之間的爭論，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文化生產(chǎn)場的利益之爭的戲劇性體現(xiàn)。易中天、于丹在市場上贏了，但其代價是在學術圈內(nèi)輸了；在大眾那里贏了，但在同行中輸了?！?/p>

　　應該說，陶東風的文章在邏輯上比很多人都強，但是，他太急于拿理論框架來套現(xiàn)實的東西，根本忘記了這個理論本身存在的巨大缺陷。布迪厄的觀點，也許適用于今天的很多學者，然而并不適合我們。因為我們不是出于學術而是出于對正義和良知的敬畏。作為被《百家講壇》一手捧紅的于丹不是一個學術人，她是明星，但根本不是什么學術明星，我們不會拿學術的要求來要求她，但我們的行動，是基于知識分子的良知。

　　對于真正的知識分子來說，他的使命只有一個，那就是思考什么才是更美好的社會。因為現(xiàn)實中不可能有絕對完美的社會，知識分子永遠不會停止其批判性。這就是知識分子的良知。對于知識分子來說，這種良知是高于一切的存在。知識分子當然也要吃飯，但學術只是知識分子吃飯的手段之一，學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知識分子可以通過學術來獲取面包，也可以通過從政、經(jīng)商或其他一切正當行業(yè)來獲取面包，知識分子不應該被概括為生產(chǎn)者，而是思想者，生產(chǎn)是為了思想，生產(chǎn)是手段而非目的。沒有批判性與超越性的生產(chǎn)者，不論他是屬于“有限的文化生產(chǎn)場”還是“批量的文化生產(chǎn)場”，他都配不上知識分子的稱號。對于我們來說，我們要思考的根本問題是“麥當勞世界”的文化弊端，我們在為民族的文化憂心忡忡。這種精神境界 ，布迪厄及其追隨者大概是無法理解的。

　　正如一個用科學而不是用靈魂去理解宗教的人不可能去信仰宗教，一個把文化想象成生產(chǎn)場的人也不可能理解什么是真正有價值的文化。人類歷史上一切有價值的文化都產(chǎn)生于那些偉大的心靈，文化在他們那里，不是生產(chǎn)出來的，而是用生命譜寫的。

　　在《贏者輸：易中天—天丹現(xiàn)象解讀》一文中，陶東風最后說：“在我看來，這很正常，贏者通吃才是不正常的。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現(xiàn)象還是值得我們慶幸的：‘贏者輸’表明我們的文化領域開始了分化，不同的領域有了不同的游戲規(guī)則和資本形式。這種分化還反映了社會的進步，因為不同社會文化領域的分化自治正是民主社會的主要標志之一。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在‘文革’式的極權社會，就不可能出現(xiàn)‘贏者輸’的現(xiàn)象，而只會有贏者全贏，輸者全輸?shù)木置妗＿@才是我們絕對不愿意看到的局面?！钡谶@里我想說：民主是為了實現(xiàn)自由，但民主如果沒有制約，從而形成絕對民主，就將變成自由的最大敵人。目前的情況，恰恰正是在文化領域的民主沒有得到制約，從而文化本身喪失了自由。

　　布迪厄的理論也有一個價值，那就是描述了在很多地方，知識分子已經(jīng)不再把批判性與超越性，不再把良知當做第一位的東西，而心甘情愿地做一個“生產(chǎn)者”。這種心態(tài)是知識分子墮落的前兆。但不管怎樣，我們都將堅持，弘道才是知識分子的終極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