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看到轎子被砸，他并不認為這有什么不妥，農民“最恨那些坐轎子的”。他是否想到過他所尊敬的楊昌濟教授在長沙時每天早晨都坐著轎子到學校呢？

　　革命當然會改變一切。一是呼喚新社會的誕生，再就是要砸碎你所坐的轎子。

　　毛澤東嘲笑葉公———劉向（前77年—前6年）所編故事中的一位人物。葉公非常喜歡龍

　　毛澤東總結道：“嘴里天天講‘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有什么兩樣？”［42］

　　而這和毛澤東的岳父的平和的激進主義有什么兩樣？

　　學究氣在毛澤東的身上消失了。他開始反對使他認識了更廣闊世界的洋式教育，現在，他認為楊教授這類人物不能成為政治盟友。

　　《報告》沒有提到城市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角色（北京在20世紀50年代編選《毛澤東選集》時細心地加上了這一點）。不過這些內容即使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也是相當激進的。

　　毛澤東把農民劃分為貧農（70%）、中農（20%）和富農（10%）。作為社會科學的劃分，這樣分類只是粗略的，但是作為變遷的杠桿來說這是英明的。讓貧農意識到自己的貧困，這是革命的第一步。

　　毛澤東宣稱———部分來自調查，部分來自評估———最貧苦的人也是最革命的，這是毛澤東的一貫看法。高山為谷，深淵為陵。這是毛澤東在1927年對革命的理解，他正在為之“振臂一呼”。

　　毛澤東不得不再次回到都市的政治世界中，帶著他翻舊了的報告手搞。毛澤東來到城市參加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會議，會議于1927年3月在武漢召開，氣氛很熱烈。

　　在1927年的其余時間里，武漢成了毛澤東生活的一部分。武漢是湖北（湖的北方）的省會。這座工業(yè)城市是中國中部重鎮(zhèn)，扼京廣鐵路要道，又是從重慶到流經上海出?？诘拈L江上的水路樞紐。

　　1927年，毛澤東在武漢。左圖是他從湖南回武漢后寫的考察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