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在被征服者是先進民族，而征服者卻處于半開化狀態(tài)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羅馬帝國，或蒙古族入主中華帝國時那樣，野蠻人通過軍事征服所贏得的權力，能使之與被征服的文明民族達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發(fā)展，直到被對方同化為止。一方擁有實力，另一方擁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識和技藝，后者則羨慕征服者的權力。于是，野蠻人將文明人請入他們的宮廷，文明人則向野蠻人開放了自己的學校。阿列克斯德·托克威爾：《美國的民主》，第330頁。1644年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勃興，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事件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幕。雖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宮后的煤山自殺僅六星期后，清軍便占領了紫禁城，但明清兩朝的嬗替，決非一次突如其來的事變。無論是我們現(xiàn)在所持的公正觀點，還是當時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觀點，都承認1644年的事變，肯定是17世紀明朝商業(yè)經濟萎縮、社會秩序崩潰、 清朝政權日益強大這一漫長進程的組成部分。對當今的歷史學家們來說，明朝末葉中國與世界貨幣體系的關系是相當清晰的。[1]由于國際收支經常出現(xiàn)有利于中國工商業(yè)的赤字，白銀從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國。中國，自羅馬時代以來便是歐洲貨幣的歸宿，17世紀通過與西屬菲律賓的貿易，又成了美洲白銀的主要吸收者②。西屬美洲所產白銀，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運過太平洋到達馬尼拉，然后運往中國購買絲綢和瓷器③。還有一部分美洲白銀，通過中亞貿易到達俄國的布哈拉，然后間接轉入中國。美洲新大陸出產的貴金屬，有一半之多經上述渠道流入 中國。①加上每年來自日本的15萬到18.7萬公斤白銀，在17世紀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約達25萬至26.5萬公斤。② 1620年至1660年間，歐洲市場爆發(fā)了貿易危機，以西班牙的塞維利亞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遭到沉重打擊。③中國盡管與歐 洲相距遙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嚴重影響。在17世紀20年代歐洲貿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馬尼拉的中國商船每年多達41艘，到1629年便降為6艘，加之當時與中亞貿易的萎縮，新大陸輸入中國的白銀便大大減少了。① 17世紀30年代，白銀又開始大量流入中國。西屬新大陸的白銀又從海上源源運至馬尼拉，大量日本白銀被澳門人帶到了廣州，而更多的白銀則從印度的果阿經馬六甲海峽流入澳門。②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銀流通再次被嚴重阻斷，而此刻正值長江下游地區(qū)高度商品化的經濟急需更多白銀以對付通貨膨脹之時。③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 只從阿卡普爾科出口；1639年冬，許多中國商人在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殺；1640年，日本斷絕了與澳門的所有貿易往來；1641年，馬六甲落入荷蘭人手中，果阿與澳門的聯(lián)系也被切斷。中國的白銀進口量驟然跌落。①明朝末年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可能正是白銀進口長期不足的嚴重后果之一——在長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區(qū)，通貨膨脹導致谷價暴漲，給當地城鎮(zhèn)居民帶來了極大災難。在1635年至1640年白銀進口量驟減期間，那些主要以養(yǎng)蠶為生的人們處境更艱難了。②由于國際絲綢貿易萎縮，浙江北部的湖州等絲綢產地迅速 衰落①與此同時，天災和疾疫又一起襲來。從1626年到1640年，罕見的自然災害席卷中國大地，嚴重的干旱和洪澇接踵而至。②接連不斷的饑荒，伴隨著蝗災和天花，導致人口大量死亡。③經過這場浩劫，晚明的人口總數大幅度下降。有的學者甚至提出，從1585年到1645年，中國人口可能減少了40％。④不管怎樣，中國人口的 嚴重下降，恰恰與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同時發(fā)生。僅這一點便足以使歷史學家們相信，中國也被卷入了17世紀那場困擾著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機①。 明朝后期，許多親身經歷了那次通貨膨脹的人們認為，當時的經濟困難主要是由經濟的貨幣化引起的。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人們普遍對社會經濟的商業(yè)化感到不滿，而對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場時的那種更具自給自足性質的簡樸生活倍加推崇。②一部修于17世紀初的地方志，曾將弘治朝（1488—1505）寧靜的道德與經濟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會的混亂與瓦解進行了對比：前者田宅豐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寧，盜賊匿跡；后者則財產頻繁易主，物價不穩(wěn)，貧富分化，市場繁雜混亂。進入17世紀后，情況更加惡化。人民大量破產，十室九貧；少數豪富，依財仗勢，奴役窮人；天地之間，金錢似乎支配著一切。③ 也有人認為明末的經濟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壞導致了整個社會秩序的崩潰。④按明朝舊制，田賦由里甲鄉(xiāng)官征收，軍餉由自給自足的世襲軍戶承擔，丁役則通過征發(fā)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襲匠戶提供。這種制度的運轉，依賴于中央政府維持有效的戶口登 記和賦役分派程序的能力。①然而，經濟的貨幣化，都城遷至遠離長江三角洲主要產糧區(qū)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機構缺乏合理程序以維持理想的、自治的社會組織單位，全都促使這一制度日趨瓦解。②例如，官僚和貴族靠朝廷俸祿為生。明初建都南京時，俸祿按稻米若干斗計算；都城北遷后，原來的實物俸祿改以貨幣支付。起初是紙幣，后來是布帛，最后是白銀。兌換比率以當時谷價為準。此后兩個世紀，谷價不斷上漲，而以銀兩計算的俸祿則保持著相對的穩(wěn)定。③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貴族（僅在京城的就多達4萬人左右）發(fā)放的俸祿，只有15萬兩，不到國家財政預算的1％。④這點兒俸祿當然少得可憐，所以，各級官吏不得不通過貪 污受賄等非法途徑獲取額外收入，以維持生活。①1643年，崇禎帝決定檢查一下軍隊供給系統(tǒng)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撥給兵部的4萬兩軍餉究竟有多少發(fā)到了駐守遼東的士兵手中。結果他得到的報告是：全部軍餉均未到達目的地，都在下發(fā)過程中無影無蹤了。② 許多大臣認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別人，應該對此負責。尤其是萬歷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屢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開支修建宮室，并允許主管其膳食的官吏從所有花費中照例扣除20％作為酬金，而不問他們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③盡管萬歷皇帝特別昏庸和不負責任，但他也不過是在紫禁城內豢養(yǎng)著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諸位皇帝中的一個而已。17世紀初，北京皇宮中有3000名宮女和近兩萬名宦官。④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這只是其全部職責中的一小部分。作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們 支配著由12監(jiān)組成的龐大機構，控制朝廷的稅收與國庫，管理由國家壟斷經營的鹽業(yè)和銅業(yè)，征收皇莊土地的田租（有一個時期，皇莊田土占全國私人田產總數的1/7，京畿8個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歸皇莊所有），統(tǒng)轄護衛(wèi)京師的禁軍，并組成一個完全脫離正常司法系統(tǒng)，擁有逮捕、審訊乃至處決之全權的秘密警察機構（即令人聞風喪膽的東廠）。①明朝皇帝以宦官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數量遽增，逐漸超出了朝廷的供養(yǎng)能力。②他們在宮內貪污受賄的機會無窮無盡；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機構終因朝廷無法承受這一巨大財政負擔而被撤銷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經常以欽派稅監(jiān)之身份，在商稅、關稅等固定稅收之外，進行額外搜刮，但他們仍不能養(yǎng)活自己。③1618年，盡管為應邊關緊急而 加天下田賦，戶部仍然只僥幸收到210萬兩應收稅銀的70％。①部分地靠國庫帑銀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發(fā)生在1643年的宮內軼事，雖有點兒滑稽，卻恰當地反映了當時內廷府庫虛竭的情況。這年秋季，崇禎帝打算清點其寶庫。守門人被傳喚后，卻一再推脫說找不到啟門的鑰匙。最后，巨大的寶庫還是打開了，只見室內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紅箱，盛著幾張早已褪色的收條。② 宦官不僅是個明顯的財政負擔，對大眾來說，他們還是晚明許多皇帝與外朝大臣隔絕的象征。③作為內廷與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監(jiān)們不久便承擔了向皇上傳遞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責任，并為皇上起草詔書和敕令。于是，皇上便無須親自處理日常事務了。④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樂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務來強化對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勢力遂不斷增長，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與權威，有時甚至淪為專權宦官的傀儡，而幾乎完全見不到其他大臣。從1469年到1497年，沒有舉行過一次朝會。進入16世紀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 （萬歷皇帝）都僅僅主持過一次各部大臣參加的朝會。①于是，那些從未見過皇上——那個深居宮中的幽靈——的大臣們必然會失去對他的信賴。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意志，他們便與某個掌印太監(jiān)結成聯(lián)盟，或組成他們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團，以推行自己的主張②。由科舉制派生而來的政治庇護的慣例，進一步加深了這種派系活動。至17世紀20年代，朝廷終于出現(xiàn)了深刻裂痕，爆發(fā)了一場政治清洗，以及東林黨等文人士大夫集團同專權宦官魏忠賢之閹黨間的殘酷黨爭。由于派系活動的影響，甚至細小的分歧也會激起軒然大波，而結果常常是雙方僵持不決。③ 在這種經濟和政治形勢下，明王朝的社會結構開始瓦解。到崇禎年間（1628—1644），大量饑民涌進城市，以乞討或偷盜為生；中原農村一片荒涼。④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在這些年中，窮苦人民的不滿日益增長，士大夫們也因貧富之間不斷增強的敵意而大為震驚。⑤當時流傳的一首民謠生動地唱道： 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你看不見人，也聽不見話。吃齋念佛的活活餓死，殺人放火的享受榮華。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吧！。① 此外，公用事業(yè)也崩潰了。②1629年，朝廷為縮減開支，將驛遞系統(tǒng)砍去了30％，結果導致了通信的中斷，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錢雇人傳遞文書。③由于驛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脈”嚴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們的奏章最后能否送達京師。④ 整個30年代，全國各地由私人經營的公用事業(yè)，如雨后春筍般發(fā)展起來，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賑濟等，甚至還包括公共法律與社會秩序的維護。⑤一些謹慎的地方官出錢雇人 組建私人武裝，許多鄉(xiāng)紳也紛紛訓練他們自己的“鄉(xiāng)兵”，用以自保。①因為門外的敵人可能是造反的農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將。1636年，明將左良玉率三萬軍隊入湖北追剿張獻忠，當地居民為保護妻女的貞操和自己的性命，紛紛逃入山寨。②至1642和1643年間左良玉倒戈反明時，江南人民感到他的軍隊比起義軍更為可怕。③無論是為皇帝而戰(zhàn)，還是和農民軍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統(tǒng)治，像左良玉部這樣的軍隊始終代表著明朝最后幾十年間那些不受約束的軍閥勢力的一般活動方式。于是，穩(wěn)定的社會組織逐漸讓位于游動的軍事政權。最后，一個早已被它無法控制的社會力量所擊潰的王朝，便被推翻了。④1645年，即清軍占領北京的第二年，攝政王多爾袞對明朝的滅亡作了中肯的評述： 崇禎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虛功冒賞，文官貪贓壞法，所以把天下失了。① 清朝統(tǒng)治者最終奪取了崇禎帝及其祖先的天下，并認為這是他們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長期努力的結果。清王朝的這一宏偉事業(yè)，早在1644年以前——約1618年攻克撫順之時——就開始了，經過約2/3個世紀才宣告完成，而17世紀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臺灣鄭氏政權的勝利，則是這一事業(yè)的頂峰。因此，清朝統(tǒng)治的鞏固，也經歷了一個漫長過程。它開始于在明朝北邊的準備階段，經過入關后對明朝舊制加以沿用和調整的試驗階段，最后造成了一種漢、滿兩種統(tǒng)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這種統(tǒng)治方式下，滿人和漢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權力這一現(xiàn)實，盡管這一權力原來不是它所擁有的。 那些幫助滿族統(tǒng)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發(fā)展的漢人，在這一起步、協(xié)調和完成的政治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們在不同時期充當了不同角色，其社會背景也分別與這一征服過程的幾個階段相適應：最早的是一批在努爾哈赤草創(chuàng)之時便獲得了女真貴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爾后則有在北方各省淪陷后組成漢八旗軍的遼東軍戶、教會滿族人使用洋槍洋炮的山東海盜、為獵取高官厚祿而幫助多爾袞攻占北京的北方鄉(xiāng)紳，以及充當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學子。也許除了第一種人以外，所有擁護清朝的漢人，對滿族人都懷有矛盾的心理。同時，滿族人也警惕著與其合作的漢人。滿族的君主若不聯(lián)合漢官，去擊敗本族的貴族勢力，便不可能有所作為；但他們也意識到，若全按漢族傳統(tǒng)方式進行統(tǒng)治，則會變得過于漢化，從而失去本族人民對他們的忠 誠和愛戴。他們十分感激與其合作的漢人教會了他們如何按儒家方式統(tǒng)治中國，又同樣地輕蔑這些明朝的叛徒，鄙視其茍且偷生，譴責其變節(jié)賣國。 雙方的和解導致了滿族統(tǒng)治下的和平，使18世紀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時期之一，其直接代價則是某種道義上的不安。①為清朝效力的漢人，拋棄了明朝末年那種虛幻的道德英雄主義；作為補償，則獲得了實行各種政治改革的現(xiàn)實機會。這些改革確實起到了穩(wěn)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這正是崇禎時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學士永遠不可能做到的。與滿族合作的漢人，有權說他們以“救民于水火”的實際行動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還是失去了舊日自我標榜的社會理想主義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產生了兩大后果。其一，是放棄了某種理性自主和道義上的承諾，致使道學家變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領袖轉化為朝廷官僚。其二，是達官貴人對有限改革的熱忱日益增強——當朝廷的力量發(fā)展到足以使中國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更快地從17世紀經濟危機中恢復過來時，這種有限的改革便結束了。②盡管這種復興顯得并不徹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畢竟使舊的統(tǒng)治體制得以在新時期中繼續(xù)存在下 去。①因此，滿族人完全有理由為他們以獨特方式重建了傳統(tǒng)的帝國制度而驕傲；他們雖被視為夷狄，卻以自己設計的有效措施解決了中原王朝面臨的困境。單為了這一點，漢人對清朝之“洪業(yè)”②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長期存在下去，只要這個異族王朝對他們的家園依然維持著牢固的統(tǒng)治。 [1] ①李廷先：《史可法的評價問題》，第244—245頁；艾維四：《時間與金錢》，第25—28頁?！皫讉€世紀過去了，一切如舊。無論其來源是舊塞爾維亞（old Serbia）、阿爾卑斯山、撒丁的銀礦，蘇丹、埃塞俄比亞或經由北非和埃及的蘇法拉（Sofala）的金礦，還是因谷（Inn Valley）之施瓦茲、匈牙利之紐索爾（Neusohl）、薩克森之曼斯費爾德、布拉格附近之庫坦勃格（Kuttenberg）或埃爾茨山脈的銀礦，以及16世紀初期以后西北各國的銀礦——無論來自何地，這些曾被吸引到地中海沿岸居民生活中的貴金屬，又被拋進了源源東去的洪流。在黑海、敘利亞和埃及，地中海人的貿易總是出現(xiàn)赤字。與遠東的貿易又只有通過耗盡其儲備的金銀出口才有可能。甚至有人提出這樣一種不無說服力的見解：“羅馬帝國的生命力，是因貴金屬大量外流才枯竭的?！辟M南德·布羅代爾：《菲力浦二世時期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第464頁。又見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第二部分，第17、108—109頁。沃勒斯坦關于東亞在世界經濟體系之外的主張，受到布羅代爾的駁斥。見布羅代爾：《關于物質文明與資本主義的反思》，第43、93—94頁。 ② 北京的太倉，是為朝廷接收白銀的主要機構。據該機構的白銀收據判斷，貴金屬的流入至1571年達到高潮。該年太倉的白銀收入量從230萬兩（8.625萬公斤）躍升到310萬兩（11.625萬公斤）〔譯按：此處括弧內的換算系原作者所加，其換算比例為1公斤相當于26.6明兩〕。這場洪流恰好與貿易限制的放松（1567年）、日本長崎港的建立（1570年）和馬尼拉被選定為西班牙駐菲律賓的首府（1571年）同時。此外，白銀提純技術的發(fā)展，也在這一時期使秘魯總督轄區(qū)的波托西等中心地區(qū)的白銀產量猛增至原來的三倍，隨后又增至五倍。艾維四：《時間與金錢》，第30—31、53頁；布羅代爾：《地中海世界》，第476頁；小威爾斯：《從王直到施瑯的中國沿海》，第213頁。 ③ 1597年，西班牙大帆船將34.5萬公斤白銀，從阿卡普爾科運到中國。這一數字比明朝半個世紀的產量還多（明朝官府銀礦的年產量約為6000公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7—158頁。 ① 肖努的估計略低于此。他認為遠東吸收了美洲產白銀總量的1/3強。見皮埃爾·肖努：《菲律賓和太平洋中的伊比利亞群島》，第269頁。在16世紀期間，西班牙人在佛蘭德雇用的外國雇傭兵要求付給他們黃金。這些黃金是由赫諾瓦銀行家們提供的。他們通過與遠東的貿易，將西班牙提供的美洲白銀兌換成金錠。在“長期的白銀統(tǒng)治”時期（約1550—1680年），這種局面創(chuàng)造了一個全球經濟體系。“以意大利、中國為中樞，從美洲出發(fā)，通過地中?；蚝猛?，通向整個世界。這可以看作一種結構，一種在20世紀以前從未受到干擾的世界經濟體系的持久而突出的特征。”布羅代爾：《地中海世界》，第499—500頁；又見倫納德·布萊塞：《近代世界體系》，第96頁。 ② 艾維四：《論白銀、外貿與明末經濟》，第1—10頁；米歇爾·德韋茲：《18世紀中國社會對英、法、俄的影響》，第8—9頁；S.A·M.阿謝德：《17世紀中國的總危機》，第275頁；黃仁宇：《明朝的財政》第124—125頁。日本向中國出口白銀和銅而進口黃金，因為在中國用白銀兌換黃金比在大多數其他地區(qū)（包括日本）都更為優(yōu)惠。16世紀80年代，中國的金銀兌換比率是1：4；歐洲則是1：12。到1650年，歐洲的比率又升為1：15。布羅代爾：《地中海世界》，第459及499頁。阿特韋爾對日本白銀輸出量的估計，低于其他多數經濟史學者。他估計在1560—1600年間，日本白銀的輸出平均每年為3.3萬到4.8萬公斤。艾維四：《時間與金錢》，第31頁。肖努估計在近兩個世紀間，日本和美洲提供的白銀總量，在4000到5000噸之間。皮埃爾·肖努：《馬尼拉和澳門》，第568—681頁。 ③ 肖努：《馬尼拉和澳門》，第555頁；簡·德·夫里斯：《1600—1750年危機時期的歐洲經濟》，第20頁。肖努找出了中國與歐洲貿易形勢的五個轉折點：（1）從1555到1570年，伊比利亞人突然打通了中國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通道；（2）1580至1590年間，馬尼拉與澳門決裂，西班牙無敵艦隊時代的歐洲經濟出現(xiàn)萎縮；（3）1600年左右，荷蘭公司到達印度洋；（4）1615至1620年間，荷蘭人封鎖了摩鹿加，切斷了澳門與印度洋之間的交通；（5）1640至1644年間，明朝滅亡，日本人血洗澳門大使館，伊比利亞王國的分裂將澳門與馬尼拉隔開，以及由1645年教皇英諾森十世的敕令引起的禮儀之爭?！爸袊乃ヂ渑c歐洲的衰落發(fā)生在同一時刻。因此，中國貿易的這一災難性變化表現(xiàn)為雙重的衰退：一方面，美洲白銀的出口無疑減少了，而同時，一場周期性的或者說是破壞性的危機又席卷了中國大地?！毙づ骸恶R尼拉和澳門》，第579頁。布羅代爾只看到了17世紀最初20年美洲白銀輸入減少后的一種重要轉變，并稱之為“世界歷史的轉折點”。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包括：由于收益遞減律，開采成本更高了；以欺詐手段使美洲保留更多的硬通貨，以滿足當地對貨幣的需求；以及向當地居民征收十一稅，這妨礙了提取白銀所需的勞力之補充。布羅代爾：《地中海世界》，第536頁；又見厄爾.J.漢密爾頓：《1501—1650年的美洲財富與西班牙的價格革命》，第293頁；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第20、25—27頁，及其《近代世界體系》第二部分，第3、109頁；卡羅·M·辛寶拉：《工業(yè)革命前（1000—1700）歐洲的社會和經濟》，第212—216頁；雅各布·克萊佛倫：《經濟通史》，第152—153頁。 ① 阿謝德：《17世紀中國的總危機》，第276頁。經濟衰退繼續(xù)引起經濟衰退；結果變成了原因。但是，中國的國內危機也許促進了全球性危機的爆發(fā)。“我們可以證明，中國對馬尼拉遙相呼應的支配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使得中國貿易和世界貿易的長期周期性波動出現(xiàn)了一致性；甚至還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使中國貿易的波動幅度比世界貿易的波動幅度大得多。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不管表面現(xiàn)象如何，正是跟中國大陸之貿易的興衰，支配著西班牙海上貿易本身的消長。”肖努：《伊比利亞群島》，第267頁，又見K.N.肖德胡里：《1660—1760年的亞洲貿易市場和東印度公司》，第456—458頁。 ② 肖努：《馬尼拉和澳門》，第566—567頁。 ③ 艾維四：《時間與金錢》，第33頁。從16世紀到18世紀，除了少數例外，所有貨幣的內在價值都下降了。這一現(xiàn)象與大西洋經濟的膨脹有關，首先是吸收黃金和將非洲部分人口掠為奴隸，然后是開發(fā)美洲財富。短期內，白銀緊縮會減慢表面價格的上漲（實際上在貴金屬大量輸入之前，西歐的物價就已開始上漲了）。但從長遠看來，表面價格卻和美洲白銀產量一同上升?！?6世紀末的價格革命”在歐洲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使物價上漲了三到四倍，達到了1500年的水平。菲力浦二世時代的人們，因物價不斷上漲、生活費用急劇提高而目瞪口呆。17世紀上半葉，人們的實際收入比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減少了1/2；17世紀20年代，歐洲人經常抱怨，跟其三四代以前的祖先們相比，他們吃得太差了。 17世紀20和30年代，幾乎所有歐洲貨幣——包括比較穩(wěn)定的英鎊——都不得不貶值。E.E.里奇，C.H.威爾森：《劍橋歐洲經濟史》，第382—383、400—405、428、458、484頁；布羅代爾：《地中海世界》，第517頁。這次通貨膨脹也打擊了奧斯曼帝國，其小麥、銅、羊毛等商品被偷運出境，以滿足歐洲市場日益增長的需求。一項有關伊斯坦布爾為旅行者和學生提供免費住宿的濟貧院之預算的分析，表明了同樣的通貨膨脹。如果將1489—1490年度的物價指數定為100，那么1585—1586年度的物價指數便是182.49，1604—1605年度的物價指數則是272.79。奧默·盧德菲·巴坎：《16世紀的價格革命》，第9頁；又見霍里·伊斯拉莫格路和卡格拉爾·基德：《奧斯曼歷史大事記》，第34、49—55頁。 ① 艾維四：《論白銀》，第10—15頁。肖努在綜合了他的全部指數之后，斷言1640年后沒有一項指數可以說明這一過程不是“災難性的指數減小過程”。肖努：《伊比利亞群島》，第250頁。換個說法，假定某人于1611—1615年間在馬尼拉所作的生意是一個點，后來于1666—1670年間所作的生意為另一個點，那么，他就會發(fā)現(xiàn)收益下降率是40：1。肖努確認這一轉變發(fā)生在1642年，并將其描述為“一個經濟空間的徹底消失”，或“全球危機中的死亡時刻?！毙づ骸恶R尼拉和澳門》，第562頁；又見布羅代爾：《反思》，第42頁；沃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第二部分，第17頁。 ② 例如，1630年松江地區(qū)發(fā)生了嚴重旱災。1632年米價為每斗120錢，到1639年上升為每斗300錢。浙江北部地區(qū)，每石米原來值銀一兩，到1641年上升為每石值銀四兩。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第74頁；海倫·鄧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11—12頁；又見魏斐德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明清史研究》，第81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44頁。17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食物價格上漲的同時，其他商品價格出現(xiàn)了下降趨勢。這樣，與較早出現(xiàn)的通貨膨脹形成對比，中國似乎又隨著由囤積、歉收和投機活動導致的生活必需品價格的急劇上升，出現(xiàn)了普遍的通貨緊縮（此說采自艾維四給作者的私人信件）。 ① 森正夫：《16—18世紀賑災管理與地主佃戶的關系》，第432—433頁；艾維四：論白銀》，第16—19頁。 ② 這大約相當于某些歷史學家所說的“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時代”初期。太陽物理學家認為，這個時代是從1645年持續(xù)到1715年的“太陽能量最小時期”，其間地球表面的氣溫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來的最低點（這大概與從太陽黑子的活動和樹木年輪的碳異常中測定出的陽光輻射的減弱相對應）。H.H.拉姆：《氣候變遷》，第10—11、65—66、174頁；約翰·A·埃迪：《氣候與太陽的作用》，第726、739—740及743—744頁，及其《停滯的最小限度》第1191、1195—1196及1199頁；伊曼紐爾.勒.羅伊.拉杜瑞：《太平之年，饑饉之年》，第58—59頁；德·夫里斯：《歐洲經濟》，第12頁；弗南德·布羅代爾：《資本主義和物質生活》，第18—19頁。有充分證據表明，這一時期中國遭受了更為嚴重的干旱和低溫的襲擊，致使北方農作物生長季節(jié)比正常年景縮短了兩星期。龔高法、陳恩之、文煥然：《黑龍江省的氣候變化》，第130頁。據地方志載，黃淮平原地區(qū)的大旱之年，有1024、1297、1326、1465、1506、1509、1585、1640、1650、1669和1786年。據《山東運河備考》載，1638年，漕河干涸；1640年，“大旱，黃河水涸，流亡載道，人相食?！薄额幹靖濉返谑寰?。引自徐近之：《黃淮平原氣候歷史記載整理》，第184頁。同一時期，長江中游和淮水流域的河流在冬季全部封凍。同上書，第188頁； G·威廉姆·施堅雅：《市場體系與地區(qū)經濟》，第77頁；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第30—31頁。 ③ 蝗災發(fā)生于1638年。謝國楨：《南明史略》，第15—16頁；艾爾伯特·詹：《明朝衰亡內在因素之研究》，第190—191頁。嚴重的時疫有兩次：一次發(fā)生于1586—1589年，另一次發(fā)生于1639—1644年。馬克·埃爾文：《古代中國的模式》，第106頁；文秉：《烈皇小志》，第217頁；鄧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9—10及16—18頁。饑荒與瘟疫，尤其是與天花，有著流行病學意義上的關聯(lián)。拉爾夫·W·尼古拉斯：《女神西塔拉與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頁。 ④ 埃爾文：《古代中國的模式》，第311頁。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間，桐鄉(xiāng)縣（江南嘉興府）居民十之八九被傳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戶，竟無一人幸存。蛆蟲爬出戶外，鄰居不敢下足。陳奇德：《災荒記實》，引自鄧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頁。鄰近的湖州府是中國人口最密的地區(qū)之一，1640—1642年間，其人口下降了約30％。居密：《地主和農民》，第10、36頁；石錦：《太湖地區(qū)的小農經濟和農村社會》第五章，第19頁。 ① 阿謝德：《17世紀中國的總危機》，第272頁；又見米徹爾·卡蒂爾：《中國明代人口統(tǒng)計資料》；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第162頁。有些經濟史學家不愿將這種衰退稱為“危機”。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頁；辛寶拉：《工業(yè)革命前》，第231頁。但從人口統(tǒng)計學角度看，17世紀是人口增長的停滯時期。德·夫里斯：《歐洲經濟》，第4—6頁；布羅代爾：《資本主義和物質生活》，第3頁。 ② 居密：《地主和農民》，第20頁。又見西島定生：《支那初期棉業(yè)市場的考察》；哈里特·T·澤恩道弗爾：《“新安名族志”和中國紳士階層的發(fā)展，800—1600》第200—201頁。 ③ 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區(qū)歙縣的縣志。 ④ 亨利·馬伯樂：《明朝的滅亡》；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第64頁，及其《16世紀中國明朝的軍費》，第85頁。 ① 關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這樣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進入農村。各鄉(xiāng)村都被組織成為自治單位，由‘年高德劭者’負責訓導各村的百姓。在財政管理方面，特別注重的是實行賬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節(jié)儉措施就是將政府預算和行政管理費用減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給過程主要是較低層次的橫向具體事務，因此無須設置中級后勤機構”。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稅收與政府的財政》，第44頁。 ② 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第206—207頁；黃仁宇：《明代的稅收與財政》，第44—46頁，及其《倪元璐的現(xiàn)實主義》，第417頁；梁方仲：《明代糧長制述要》，第38—43頁；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與流賊》，第222—223頁；佐伯有一：《1601年“織傭之變”的有關諸問題》，第87頁；米徹爾·卡蒂爾和皮埃爾、埃蒂安·威爾：《中國人口統(tǒng)計制度》，第160—245頁；O.傅蘭格：《李贄對16世紀中國民族斗爭歷史研究的貢獻》，第65—66頁；蘇均煒：《明嘉靖期間倭寇史略》，第124—125頁；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頁；西島定生：《中國棉業(yè)市場》，第131頁。1398—1645年間，登記的田畝數量減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畝數量從未達到過1398年的水平。約翰·R·沃特：《中華帝國后期的地方官》，第289頁。大部分人背井離鄉(xiāng)，淪為流民。順便說一句，其中許多人參加了民間的宗教運動。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與流賊》，第201、216、221、229頁。 ③ 所以，官吏的俸祿在總體上是不充足的。一個二品官一年的俸銀只有152兩，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錢財饋贈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這種外快，只好走借債之路。一個六品文官的俸銀只有35兩，也許還不夠支付家庭開支。阿謝德：《17世紀中國的總危機》，第3頁。 ④ 黃仁宇：《明朝的財政》，第76頁；何柄棣：《中華帝國中的進身之階》，第22頁。明代的官僚機構相當龐大：有大約10萬文武官吏、10萬宦官、10萬多中央禁軍，以及10萬以上男性皇族成員。1522年，有近15萬閑冗官吏被奪祿除名。王思治、金成基：《從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頁；黃仁宇：《明代的稅收與財政》，第59頁。雖然許多下層皇族成員陷入窮困，但上層的親王仍生活得很好，他們是壓在農村經濟上的一項沉重負擔。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親王和大量小貴族，他們消耗了從該省北部43個縣征收的80萬擔糧食中的30萬擔。這等于該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黃仁宇：《明代的稅收與財政》，第179頁；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義》，第2頁。 ① 宮崎市定：《東洋近世史》，第240—241頁；約翰·羅伯遜·沃特：《中國地方行政的理論與實踐》，第261—263頁；艾爾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頁；呂元驄：《清初中國的腐化現(xiàn)象（1644—1660）》，第6頁。按每年固定俸銀的平均數計算，文官的俸銀平均每人10兩，武官不到5兩，士兵不到2兩。黃仁宇：《明代的稅收與財政》，第275—276頁。 ② 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中，第12頁。 ③ 楊聯(lián)升：《中華帝國時期集體勞作的經濟觀》，第51—57頁；黃仁宇：《明朝的財政》，第112頁；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中，第13頁。萬歷皇帝還允許其親屬占奪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頁。 ④ 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第13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頁。一說宮女多達9000，宦官多達10萬，見三田村泰助：《中國的太監(jiān)》，第53頁；又見烏爾里奇·漢斯—理查德·馬米茲：《魏忠賢》，第15頁；賀凱：《明朝的興起及其制度變遷》，第93頁。 ① 三田村泰助：《中國的太監(jiān)》，第70—71頁；普雷斯頓·M·托伯特：《清朝的內務府》，第9—10頁；F.W.莫特：《中國專制主義的發(fā)展》，第20頁。東廠建于1420年，是控制宮廷禁軍（錦衣衛(wèi)）的機構。錦衣衛(wèi)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縱的秘密警察組織。東廠的實際監(jiān)察工作，由宦官監(jiān)督下的錦衣衛(wèi)負責。馬米茲：《魏忠賢》，第52—53頁；羅伯特·B·克勞福德：《明代的宦官權力》，第128—131頁。東廠之外，還有個西廠，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個特務機構。賀凱：《明朝的興起及其制度變遷》，第95頁。錦衣衛(wèi)的來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個更早的特務機構，當時，他正在太平地區(qū)創(chuàng)建軍事政權。羅梅因·戴樂：《衛(wèi)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頁。可能還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個特務組織。弗蘭克·芒澤爾：《論明太祖》，第389頁。關于秘密警察之發(fā)展與專制制度之成長的密切關系，見彼得·格雷納：《明初到天順年間的錦衣衛(wèi)》，第159—167頁；莫特：《中國專制主義的發(fā)展》，第20—21頁。 ② 內廷宦官數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總想利用親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結果?？藙诟５拢骸睹鞔幕鹿贆嗔Α?，第116頁；馬米茲：《魏忠賢》，第152—153頁。許多窮苦的青年男子為求職而將自己閹割。正德年間（1506—1521），朝廷不得不撥出北京南郊的南苑，來安置3500名已經成為宦官，但無具體職位的閹人。1621年，天啟帝下令招錄3000多名宦官，竟有2萬閹人前來申請。三田村泰助：《中國的太監(jiān)》，第71—72頁；托伯特：《清朝的內務府》，第10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頁。有些男青年將自己閹割是為了逃避兵役?？藙诟５拢骸睹鞔幕鹿贆嗔Α?，第125頁。 ③ 佐伯有一：《織傭之變》，第87頁。 ① 從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稅，使稅率達到了基本財產的1/10左右，即每畝耕地約納銀五錢。黃仁宇：《明朝的財政》，第118—120頁；又見萬言：《崇禎長編》，第27頁。至16世紀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萬兩田稅外，還照例征收1000萬兩由力役轉化而來的稅銀，200萬兩的壟斷鹽業(yè)收入，和400萬兩指定交送太倉的其他各種收入。黃仁宇：《明代的稅收與財政》，第274—275頁。 ② 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頁。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議印發(fā)面值3000萬兩的紙幣，盡管沒有相應的白銀儲備做基礎。這位令人絕望的皇帝竟幾乎采納了這個建議，后因商人反對，經營絲綢的店鋪也表示寧愿關店也不接受不值錢的紙幣，方才作罷。劉約瑟：《史可法和滿洲入侵時中國的社會政治》，第10—11頁。60年前，太倉曾有600萬兩（22.5萬公斤）儲備白銀，而到1644年，這些白銀已被揮霍得所剩無幾了。艾維四：《時間與金錢》，第33—35頁；魏斐德：《1644年的大順政權》，第44頁。 ③ 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的紳士與民眾》，第22頁。 ④ 馬米茲：《魏忠賢》，第48—50頁。 ① 克勞福德：《明代的宦官權力》第115頁；托伯特：《清朝的內務府》，第10—11頁。關于萬歷皇帝拒絕接見大臣，即“打擊”外朝官僚的原因，見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第75—103頁。 ② 官僚組織中有一條不證自明的規(guī)律，“一個部門之職能的內在不確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與信息就越多。”安東尼·唐斯：《官僚政治內幕》，第114頁。 ③ 馬米茲：《魏忠賢》，第155頁；鄧爾麟：《達官貴人與嘉定大屠殺》，第25頁，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頁；查爾斯·O·賀凱：《晚明的東林黨運動》。 ④ 艾爾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頁。明朝中晚期，官僚紳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數以百萬計的人民背井離鄉(xiāng)，淪為流民，其中許多人成了強盜。這些流民在發(fā)生旱澇災荒時總是最先受到打擊。1640年河南饑荒期間，米價每斗3000錢，小麥每斗2700錢，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紀的中國海盜》，第1—2頁；洪煥椿：《論明末農民政權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頁。 ⑤ 奧崎裕司：《中國鄉(xiāng)紳地主的研究》，第34頁。 ① 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頁。 ② 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棄了襄陽城下被沖垮的漢水堤堰。在鐘祥和武昌之間，農民被連年水災趕出了家園，大片土地變成沼澤和盜賊棲身之地。皮埃爾·艾蒂安·威爾：《中國水利的周期性變動》，第275—276頁。 ③ 這種國家郵驛系統(tǒng)，始建于明太祖時。最初是由富戶提供驛馬或船只，由貧戶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該系統(tǒng)，使用權則由官府公開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戶紛紛破產了。驛站中充役的農民早已以此為業(yè)，而朝廷裁減郵驛系統(tǒng)后，他們便無以為生了，于是許多人淪為盜賊。艾爾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頁；黃仁宇：《倪元璐》，第8頁。 ④ 鄭天挺、孫鉞：《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4—7頁。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與郵驛有關的職位常常缺而不補。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給事中應設50余員，都察院御史應設百余員，而萬歷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jiān)、司亦屢缺不補”。趙翼：《廿二史札記》，第731頁（第三十五卷）。 ⑤ 斯波義信：《寧波和它的物資供應地》，第422頁。 ① 例如，1635年史記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當地壯丁，命一名精通武術的僧人對他們進行訓練。何紹基編：《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頁。具有這種獨創(chuàng)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標。17世紀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撫后，用最新軍事技術訓練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裝，用以自衛(wèi)。戴名世：《保定城守紀略》，第3頁。這種由幕府提供兵員組建半私人武裝的活動，開始于16世紀中葉。當時，胡宗憲等將領不得不在長江下游和沿海地區(qū)以這種方式防御海盜的攻擊。梅里爾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國東南地區(qū)的地方勢力與反海盜組織》，第2頁。又見聞鈞天：《中國保甲制度》，第173頁；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第159頁；李洵：《中國海盜》，第5頁；孔飛力：《太平天國起義時期地方團練防御系統(tǒng)》，第220頁；戴維·哈里森·肖爾：《中國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頁；威爾斯：《中國沿?！?，第219—220頁；蘇均煒：《明嘉靖期間倭寇史略》，第150頁。 ② 劉約瑟：《史可法》，第25頁。關于明朝軍隊殘殺無辜人民而非叛軍或盜賊的另一例證，見李清：《三垣筆記》中，第2頁。 ③ 徐鼒：《小腆紀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頁；溫睿臨：《南疆繹史》第七卷，第59頁；萬言：《崇禎長編》，第23頁。與此同時，明朝大臣史可法公開對徽州紳士們說，朝廷軍隊與叛軍沒什么區(qū)別。他們在劫掠百姓時同樣兇殘，都是人民的禍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頁。 ④ “游動的軍事政權”一語，出自貝利。見C.C.貝利：《佛羅倫薩文藝復興時期的戰(zhàn)爭與社會》。 ① 《多爾袞攝政日記》，第5頁。 ① 保羅·S·羅普：《早期近代中國的異議》，第41頁。 ② 中國在順治時期和康熙初年，為其復蘇奠定了基礎。對此后文將有論證。經濟的復蘇實際開始于1682或1683年。韋慶遠：《有關清代前期礦業(yè)政策的一場大論戰(zhàn)》，第3頁；彭澤益：《清代前期手工業(yè)的發(fā)展》，第9頁；又見布羅代爾：《資本主義和物質生活》，第13—14頁。歐洲各國的復蘇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國在慘遭30年戰(zhàn)爭（1618—1648）的蹂躪之后，大約與中國同時開始復蘇。而歐洲較發(fā)達地區(qū)的復蘇則開始得較晚：法國和荷蘭開始于17世紀90年代，西班牙和英國開始于18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據皮埃爾·格勃特（Pierre Goubet）說，在博韋地區(qū)，衰退期從1630年一直延續(xù)到1730年。里奇和威爾森：《劍橋歐洲經濟史》，第405—406、429頁；沃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第二部分，第245頁。關于1710年以后英國統(tǒng)計人口的增長，見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爾德：《1541—1871年英國人口史》，第162頁。 ① 從這種也許目的論色彩過于濃厚的意義上講，中國戰(zhàn)亂后的復蘇并未真正解決其整體性的缺陷。如果我們承認歐洲近代早期出現(xiàn)的民族國家的發(fā)展模式是進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決方案，正是打算通過與經受了同一場全球性經濟、社會大災難的其他國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馳的另一種方式，使現(xiàn)存社會體制從這場危機中恢復過來。關于規(guī)律性的有預兆的危機與適應性變革的關系，見雷內·湯姆：《危機與災難》，第38頁；弗南德·布羅代爾：《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第749—750頁。 ② “洪業(yè)”（great enterprise）一詞，描述了一個儒教王朝通過建立和鞏固對“天下”的統(tǒng)治，來贏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漢語的口語稱之為“大事”，書面語稱之為“洪業(yè)”。